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两型农业”

农业是民生之本，长期以来农业粗放的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农产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为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到2020年基本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的发展目标。始于该目标，我国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正式将“两型农业”作为专有名词进行引用和研究。

在“两型农业”内涵研究上，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例如，刘红峰（2011）认为历史上重大的农业产业升级变化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之上的，从创新经济学的角度看，“两型农业”发展本质是将环境和资源作为具有限制性和稀缺性的生产要素，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标。[1] 高润宝（2009）以及罗敏和曾以禹（2010）认为“两型农业”是“两型社会”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实践，目的在于解决农业生产系统中资源和环境方面的突出问题，着眼点是资源的减量化投入和减少对环境的负“外部性”影响。[2][3] 匡远配（2010）认为“两型农业”是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前提下维持农业生产增长的同时能够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承载力可持续发展的“两型”方式，“两型农业”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导同时兼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功能。[4] 虽然研究视角不同，但各学者一致认同，“两型农业”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根本途径。

有学者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研究了“两型农业”的功能演变和定位，阐述了“两型农业”的内涵。例如，匡远配和曾小溪（2010）认为“两型农业”将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要素引入科技创新，同时，农业功能具有诱致性特征，随着农业功能的演变，农业功能释放在不违背规律的同时也不能抑制功能的有效发挥，而现实技术进步不能及时跟进时，“两型农业”并不一定促进农业产值的增长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5] 另外，从农业功能演变看，“两型农业”建设需要明确其功能定位，包括农业的食品保障功能、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等方面，“两型农业”功能的释放，需要从高新技术改造、农业机械化与生物技术并重、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了2020年“两型农业”的实现目标，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着力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重点任务。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对政府文件进行了详细解读，尽管解读视角不同，但都阐释了“两型农业”的内涵。“两型农业”采用源头预防和循环利用技术，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是建设现代特色农业的必由之路，是“两型社会”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实践。[6] 近年来，我国农业实施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退牧还草、旱作节水农业、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一系列推进“两型农业”建设的实践工程，也取得了积极进展。

综合国内学者研究成果和专家对政府文件的解读，本书认为“两型农业”是有别于传统农业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该模式采用源头预防和循环利用技术，以转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构建绿色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为发展目标，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断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推进循环农业、生态农业、集约农业等发展模式，从而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技术效率

技术效率刻画了生产系统中投入和产出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了生产系统对投入要素资源有效利用的能力。农业技术效率是技术效率的概念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农业技术效率可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来理解，从投入的角度看，农业技术效率是在要素市场价格和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按照既定比例投入生产要素，生产同样的农产品所需要的最小生产成本与实际生产成本的比率[7]；从产出的角度看，农业技术效率是指在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规模、投入结构以及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际的最大农产品产出与理想的最大可能产出之间的比率。[8] 也就是说，农业技术效率体现了给定农业生产要素条件下所能实现的最大的生产能力，或者在一定的农产品产出水平下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比例优化的能力。发展至今，产出角度的农业技术效率分析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此外，Lau 和 Yotopoulos（1971）提出了相对技术效率的概念，相对技术效率评价的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生产决策单元。[9] 从产出角度理解，在生产要素投入一定的前置条件下，如果生产决策单元甲的产出比生产决策单元乙的高，那么生产决策单元甲就具有比乙相对较高的技术效率。

从农业技术效率的实证分析看，农业技术效率反映了统计的实际农业产出与潜在理想的农业产出之间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表示现有的农业生产系统技术效率越低；差距越小则农业生产系统技术效率越高。[10] 若实际产出恰好达到潜在最大的产出水平，则是最为理想的状态，称为农业技术“完全有效率”，若实际产出小于理想产出的水平，那么称为农业技术“非完全有效率”。从相对效率的角度看，农业技术效率可以用于衡量生产决策单元与其本身历史最高生产水平的差距，也可以用于衡量生产决策单元与空间上其他生产决策单元的理想产出的差距。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农业技术效率是技术效率概念在农业领域的具体应用，不论是从农业生产系统投入端还是产出端考虑，农业技术效率的内涵都是一致的，都是衡量了农业生产系统的效率，也就是在既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前置条件下，农业的实际产出达到理论的最大产出的程度；或者是在农业产出一定的条件下，投入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能力。

（三）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是针对单要素生产率（Single Factor Productivity）而言的。单要素生产率是指单一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通常用产出与单一生产要素之比表示，比如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然而，经济生产活动往往是多投入和多产出的，因此单要素生产率不能刻画生产单元整体的生产效率情况，而且在衡量单要素生产率时，很难将其他生产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剥离开来，从而导致单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失真。[11] 由此，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全要素生产率的探讨，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和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均较早地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Solow（1957）通过对生产函数进行研究发现，经济增长除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贡献之外，还有一部分剩余无法解释，Solow将经济增长中扣除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贡献后尚未被解释的部分称为技术进步的作用，学术界将其称为“索洛剩余”（即“Solow Residual”），其实质即为全要素生产率。[12] 然而由“索洛剩余”所界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索洛剩余”所解释的经济增长源泉中无法全部解释和分析的部分，不仅包含技术进步的作用还包括技术效率改善的影响，甚至还包含了诸多复杂因素，比如变量遗漏、模型偏误、经济周期波动干扰等因素的影响。[13] 综上，本书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生产决策单元中各种生产要素的综合生产率，通常用总产出与全部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之比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本质衡量的是经济增长中不能归因于有形的投入生产要素的增长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全部的生产要素投入量都不发生改变时，仍能实现生产决策单元产量增加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又可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部分。[14]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供给不足转变成农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农业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农业的供给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业供给质量，改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在农业领域中的具体实践和应用，主要用于衡量农业生产系统中的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提升，这些因素的影响很难量化或者归因于有形的农业物质资本和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增加，是不能被生产函数解释的农业生产系统增长的部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农业技术效率的持续改善，二是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三是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从模型构建和计算的角度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剔除农业劳动力、农业资本和土地等投入要素之后的“余值”。从本质上讲，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国家为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努力的程度，是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集中体现，是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技术效率对农业生产发展的综合作用。

（四）“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所谓“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其本质是利用“两型农业”发展理论研究环境约束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问题。“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特征是通过绿色农业生产技术创新、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观念改变以及绿色农业制度变革，实现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目标。其主要表现为，以一定的绿色生产技术，包括机械改土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低残留农药使用技术以及畜禽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技术等，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可再生资源逐步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减少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15] 其根本目的是，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最大限度地节约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减少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影响，最终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两型农业”可持续发展。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方法体系本身就能考虑资源的投入约束问题，因此能够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则能同时兼顾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即考虑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在实证分析中，本书将能够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看作“两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文献称之为农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或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