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前瞻

（一）研究不足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得知，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成果不断增多，但行政院的专题研究尚需付出极大努力。至今，行政院的相关研究成果只在中国国民党的研究、党政体制研究、外交研究、内政问题等研究中才有所体现。即使在台湾，亦未出现对训政时期的行政院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其原因不得而知。有关行政院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纵观研究现状，在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领域中，目前尚无专文对行政院作出系统研究，大都置精力于国民政府个别问题的探讨。就五院研究而言，徐矛在《民国春秋》上所发的一组文章唯独缺少对行政院的叙述。《戴季陶与考试院》、《于右任与监察院》、《孙科与立法院》、《居正与司法院》分别载于《民国春秋》1993年第6期和1994年第2、4、6期。之所以如此，或因行政院机构变化与调整过于频繁，难以找到一个平稳的考察平台。即便有所阐述，尚停留于静止的文本概念与条文解释，缺少动态观察。可以认为，在民国史研究中，五院制度是最薄弱的环节，而在五院研究中，以行政院的研究成果最为缺乏。

2.研究视野需不断拓展

在国民政府政治制度的研究范畴内，研究者通常局限于两个视野，一是以条文解读方式，试图厘清制度文本的静态变更；一是进行细致考察与分析，停留于纯史学的考据功能。从研究视角而言，很少有研究者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去探讨国民政府的行政体制及其制度变迁。

3.研究话语需要更加客观

在国民政府政治制度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受传统话语影响或革命叙述的约束，习惯将其置于革命的对象，忽视了其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观努力。一些研究者在评价主要领导人或制度时，往往人云亦云。针对国民政府的建立是否符合孙中山的制度设想，大陆研究者倾向于贬斥，台湾研究者倾向于褒扬。

（二）前景展望

尽管如此，前人的研究成果还是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研究基础，随着学术研究环境的改善与研究资料的推陈出新，使得本课题的研究成为可能。

1.史料不断推陈出新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之源。如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就行政院而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有完整的行政院档案，它是研究行政院不可缺少的材料，其中包括行政院的规章制度、会议记录，行政院的组织关系与人事任免，行政院与中政会、国民政府以及与各省的公文往来，行政院在施政方面的制度创新等等。由于制度主体在制度设计与制度变迁中的主动性，研究者不能单凭档案文本得出结论，可以通过大量的日记或回忆录等材料予以佐证，甚至可以借助多种研究手段进行分析考察。在大陆，尽管民国时期的个人档案开放有所限制，但通过阅读收藏于台湾或英美等地所藏档案或日记，可以作为内地档案材料的很好补充。随着个人档案或机构档案开放程度的放宽，档案资料的不断出版，越来越多的海外档案为研究者所利用，譬如《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等珍贵材料的整理与面世，为行政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充分的说服力。

2.研究领域不断深入

随着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与行政院的相关研究领域亦不断深入，思想史与制度史不断融合，有利于对民国政治的再思考。比如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政治制度改革的推动就成为研究的一个亮点。知识分子在专家政治的理念下被广泛延入了政府，发生了从议政到参政的转变。蒋介石与自由知识分子胡适、蒋廷黻、翁文灏、何廉、吴景超、陈之迈等人的关系的研究文章不断增多。知识分子究竟对行政院的制度设计与创新方面起了什么作用，是否改变了中华民国的执政理念，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3.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近年来，民国史研究开始由宏观转向了微观，注重实证研究，广泛运用图表、数据等科学分析方法，多学科、新角度的论述方式也不断涌现，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使本项目研究的方法更为丰富。

通过上述对民国时期以来行政院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可以得知，民国时期主要侧重于制度本身的阐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国史研究获得了良好的研究环境，研究领域不断深入，研究角度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但是，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其一，争论性的问题尚无让人信服的结论。如国民政府与五院的关系，行政院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定性，行政院的制度遵守与维护，行政院内部的动态变迁等等。其二，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拓展。对行政院的研究需要从纵向和横向、静态和动态四个方面着手。纵向方面需要考察行政院的权力来源，行政院与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关系，行政院与所属各部会、各省市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横向方面需要考察行政院本身的机构组织、职能及与人事变迁的关系，制度设计等问题。在动态方面需要考察行政院的制度转变、行政效能，从静态方面则需要以某个静止的研究视角进行分析。多种研究角度的综合，使行政院的制度建构与变迁研究尽量体现出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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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4页。

[2] 萧斌：《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第71页。

[3]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三联书店，1994，第3页。

[4] 潘公展：《战时政治制度》，中正书局，1938，第2页。

[5] 马起华：《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1页。

[6] 马起华：《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2～3页。

[7] 江美塘：《制度变迁与行政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第84～87页。

[8] 柳新元：《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第33页。

[9] 王杰等：《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第26页。

[10] 研究学术史及成果可以参看张宪文《民国史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张皓《民国政制史的研究现状及方向》，《学术研究》1997年第11期；汪朝光《50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田湘波《1949年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国民党党治理论和制度的研究》，《21世纪》，2003年4月；赵利栋《近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7期；陈红民《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地区的民国史研究》，《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

[11] 林桂圃：《中国现行中央政制的几个特色》，《时论》创刊号，1935年9月18日，第25～26页。

[12] 林桂圃：《训政时期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时论》第7、8合刊，1935年11月28日。

[13] 仇俊：《五院制度之比较研究》，国立武汉大学第五届毕业论文，1935。

[14] 张金鉴：《行政学之理论与实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四版，第1页。

[15] 张金鉴：《行政组织合理化之原则与方法》，《行政评论》创刊号，1940年1月20日。

[16] 张金鉴：《政府行政之意义特质及动向》，《行政研究》第二卷第八期，1937年8月5日，第788页。

[17] 朱文中：《中央行政制度概要》，出版地不详，1931，第15、32页。

[18] 仇俊：《五院制度之比较研究》，国立武汉大学第五届毕业论文，1935，第40页。

[19] 张金鉴：《行政学之理论与实践》，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四版，第181页。

[20] 朱佛公：《五权制度》，现代丛书社，1929，第282页。

[21] 朱文中：《中央行政制度概要》，出版地不详，1931，第20页。

[22] 杨公达：《汪精卫先生索隐和责任内阁的崩溃》，《时代公论》第21号，1932年8月19日，第10～11页。

[23] 中华年鉴社：《中央政制》，南京，1948，第16～17页。

[24] 王兆刚：《国民政府训政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5] 田湘波：《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1927-1937）》，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26] 蒋永敬：《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军权、党权、民权的较量》，《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

[27] 陈瑞云：《南京国民政府组织法变更浅议》，《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

[28] 张皓：《1928-1937年国民政府组织法述论》，《史学集刊》1997年第3期。

[29] 〔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王士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15页。

[30] 孔庆泰：《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第197页。

[31] 刘冀瑗：《国民政府行政院述论》，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1。

[32] 傅荣校：《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8-1937）行政机制与行政能力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

[33]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246页。

[34] 马起华：《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35] 彭怀恩：《中华民国政治体系的分析》，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5，第295页。

[36] 邓丽兰：《域外观念与本土政制的变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政制设计与参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346页；另见邓丽兰《南京政府时期的专家政治论的思潮与实践》，《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中国知识界对议会政治的认知与民国政制的演变》，《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民国宪政史上追求“直接民主”的尝试及论争——从“国民大会”观民国政制的演变》，《人文杂志》2004年第2期。

[37] 孙宏云：《陈之迈与抗战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1期。

[38] 戚厚杰：《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组织机构简介》，《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陈长河：《国民党交通部组织机构介绍》，《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国民政府铁道部组织概述》，《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军事委员会（1925-1946）》，《民国档案》1989年第2期。李军萍：《全国经济委员会组织机构介绍》，《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张仁善：《司法行政权的无限扩大与司法权的相对缩小——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行政部》，《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

[39] 王永祥、王兆刚：《论孙中山对训政时期的政治设计》，《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40] 王永祥、李国忠：《论孙中山的训政构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体制》，《南开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王兆刚：《训政时期约法与孙中山训政思想之比较》，《石油大学学报》2000年12月；白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发展脉络》，《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郑大华：《国民党训政制度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继承与背离》，《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41] 许育铭：《汪兆铭与国民政府：1931至1936年的政治变动》，台北，“国史”馆，1999，第365页。

[42] 张皓：《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运转关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第28页。

[43] 王奇生：《清党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党政关系：国民党党治在地方层级的运作》，《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44]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第212页。

[45] 吴景平：《评南京国民政府整理外债政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申晓云：《留学归国人员与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创设》，《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张连红：《论南京国民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以财政为中心》，《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董长芝：《宋子文、孔祥熙与国民政府的税制改革》，《民国档案》1999年第3期；朱宝琴：《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1927-1937）》，《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翁有为：《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的法制考察》，《史学研究》2004年第12期；傅荣校：《三十年代国民政府行政效率研究会》，《浙江档案》2005年第1期。

[46] 汪朝光：《战后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47] 李伟中：《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新探》，《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4期。

[48] 魏文亨：《制约、授权与规范——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同业公会的管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9] 宋明军：《南京国民政府战前首都禁娼初探》，《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

[50] 顾静弟：《训政时期政治建设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台北政治作战学校政治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

[51] 高华：《关于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政府的若干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唐贤兴、唐丽萍：《国家整合的失败与现代化计划的受挫》，《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唐丽萍：《南京国民政府建国努力及其失败》，《江海学刊》1999年第4期。

[52] 张海鹏：《民国史研究的现状和几个问题的讨论》，在2002年5月26日中国史学会与云南大学联合举办的“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展望”学术讨论会上的演讲，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53] 茅家琦：《中华民国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