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何为？

戊戌变法之后，新式报刊在近代中国的大量兴起与传播，无形中改变了整个舆论生态甚至文化生态^〔2〕，舆论成了大经大法，成了礼俗的替代品，成了不可轻易触犯的事物，一旦诉诸舆论，则往往容易惹起风潮，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舆论不仅能够影响社会，而且从事舆论生产者也能从中套利，因为拥有话语权，可以成为言论界的弄潮儿，在物质与名望上双丰收。有心人也会利用舆论，俗称“造舆论”，进而影响不少重大事件的进程。^〔3〕

在清末即开始办报的陈独秀眼中，“舆论就是群众心理底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古今来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反抗舆论比造成舆论更重要而却更难。投合群众心理或激起群众恐慌的几句话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强大的舆论，至于公然反抗舆论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会底进步或救出社会底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底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4〕他意识到舆论的威力与破坏力，显然更期待能有不为时潮所裹挟而去的勇气之人，不过他有时也会反其道而行之，如对于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而且颇喜引用。^〔5〕

陈独秀的湖南籍追随者、新民学会会员罗璈阶（罗章龙）在给毛泽东的信里感叹，“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人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6〕

毛泽东回信提出：“兄所谓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7〕舆论，士气，主义，因为唤起新势力，借着主义的结合而得以整合，而这里面隐约有着曾、左、胡等湖南先贤“以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语）的影子。^〔8〕

近乎同时，面对当时声势浩大的舆论，胡适在1920年9月17日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演讲《提高和普及》则有所反思：“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9〕新名词成为了运动，也就变作一种舆论，当时的风向所在，令不少读者望风披靡。胡适告诫北大学生这种新名词运动“外面干的人很多”，他希望北大人能够放弃这种俗务，去做更多建设性的工作。事实上，近代报刊在中国兴起之后，借着这些活学活用的新名词办报写文演说，进而求得在物质上、精神上的满足，已成为知识人重要的选择项。

善用舆论者，也可以成就政治，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正拟投身政界的蒋廷黻注意到“中国近年舆论的势力确有长进，尤其关于外交”，以为，“有作为的总统和总理是舆论界之王，惟独庸碌无能的才是舆论界之仆。……无论政体是怎样，政治理论是怎样，只要人继续是有思想有感情的动物，政治家大部分的工作就是舆论的制造。定了一个大政——假使我们说这大政完全是对的——而不能得舆论的拥护就是政治家的失败。”^〔10〕

除了觇国者，足不出四川的近代大儒刘咸炘以为，“疏通知远，即察势观风也。孟子之论世，太史之通古今之变，即此道也……事势与风气相为表里，事势显而风气隐，故察势易而观风难。常人所谓风俗，专指闾巷日用习惯之事，与学术政治并立，不知一切皆有风气”，在他眼中，风无所不在，有大小之别，小者装饰之变，大者治术缓急与士气刚柔。^〔11〕

刘氏以其通人眼光，更强调变化、综合与关联，“史以综合为事。横之综合为关系，《易》之所谓感也；纵之综合为变迁，《易》之所谓时也。宇宙无时不动，动则变化，事必历时而后成。”“史之所以无不包，以宇宙之事，罔不相为关系，而不可离析。《易》之所谓感也。史固以人事为中心，然人生宇宙间，与万物互相感应，人以心应万物，万物亦感其心。人与人之离合，事与事之交互，尤为显著，佛氏说宇宙如网，诚确譬也。……综合者，史学之原理也。……综合关系，即是史识，观察风势，由此而生。专门之书，止事实而已，不能明大风势也。综贯成体，是为撰述。……西人近世始知史广，于是力矫前史专记政治，偏详伟人之非，而注重社会文化。”“观事实之始末，入也。察风势之变迁，出也。先入而后出，由考据而生识也。”^〔12〕刘氏以专门分类与专门之书“不能尽万端之虚风”，对中国古代“良史综贯之妙”^〔13〕再三致意，有一种包罗万象、力求综合的企图，在网状的综贯之中，试图捕捉到风势的交互，以“明大风势”。

傅斯年则在其未完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从文学作品着眼，认定断没有脱离了时代的文学还能站得住，“所以文学不能离其他事物，独立研究，文学史上的事件，不能离其他事件，单独推想而得。‘灵魂在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之全即是灵魂。’文辞中的情感，仿佛像大海上层的波花，无论他平如镜子时，或者高涛巨浪时，都有下层的深海在流动，上面的风云又造成这些色相，我们必须超过于文学之外，才可以认识到文学之中”，强调“文情流变，与时代推移，是我们了解文学与欣赏文学中之要事”。^〔14〕

傅氏的论述让人想起了英国思想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雷蒙德·威廉斯提出，“在研究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时候，最难以把握的，就是这种对于某个特定地方和时代的生活性质的感觉，正是凭借这样的感觉方式，各种特殊的活动才能和一种思考和生活的方式结成一体”，他特意拈出“结成一体”，甚至认为由此可以找回弗洛姆所说的“社会性格”或本尼迪克特看重的“文化模式”。

在他眼里，“感觉结构的拥有的确到了非常广泛而又深入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沟通和传播靠的就是它”，而且并非通过正规的学习而得，“但新的一代人将会有他们自己的感觉结构，这种感觉结构看起来不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因为在这里，最明显不过的是，变化中的组织就好比是一个有机体：新的一代以自己的方式对他们所继承的独特世界做出反应，在很多方面又保持了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可以往前追溯），同时又对组织进行多方面的改造（这可以分开来描述），最终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来感受整个生活，把自己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感觉结构。”^〔15〕“这种感觉结构看起来不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无疑就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流风，在近代中国，趋新者正是汲引中西之间的资源，形塑了某种感觉结构，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更迭。

舆论宛若这样一种如网宇宙，以其多样的风云，与时代推移，形成空气与氛围，无形中构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本书则尝试介入时人的生活世界，除了精英的言论，更关注一般人的喜怒哀乐，期待由此可以察势观风。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16〕，风与水一样，可以无孔不入，套用傅斯年的话，“风在一切事物中，一切事物之全即是风”，这里面不断吹拂的与其说是风，不如说是世运、人心与气象。

“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17〕本书试图追索的个体生命、记忆片段与思想竞逐，无疑都是近代中国的流风余韵，中间更多是激烈的一面，因为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一波一波历史巨浪的卷席之下，壮怀激烈，屡败屡战，摇曳不定的潮与流值得重访与细分，而此前则对于这些面相的讨论过于趋实，而较少注重那些在一切事物中的灵魂，殊不知过于僵硬的外表下面，往往有着曲曲折折的灵魂，只有人“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18〕（借用徐志摩语），如果对此不能另辟蹊径，重拾对于“人事”之重视，发潜德之幽光，当然也就无法深入理解孕育这些灵魂的社会。

注释

〔1〕郭沫若：《少年时代》，11—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2〕关于舆论在明清以来的运作机制与社会反响，参见王汎森：《明清以来的舆论社会》，台北《汉学研究通讯电子报》第151期。感谢王汎森老师惠赐大作。

〔3〕“制宪国大”与“行宪国大”的议程与议题就受到了当时各大报刊的社评的影响，会内会外的互动甚为激烈，详见拙撰《“新政协”研究——一项政治文化史的考察》，待刊。

〔4〕陈独秀：《随感录（一一八）反抗舆论的勇气》，《新青年》第九卷第二号（1921年6月1日出版）。

〔5〕水如编：《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二卷三号（1916年11月1日出版）；陈独秀：《陈独秀书信集》，18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此语毛泽东也很喜欢引用，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6〕《罗璈阶给毛泽东》（1920年7月25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7〕《毛泽东给罗璈阶》（1920年11月25日），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97页。

〔8〕湖南人蒋廷黻就认为，“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蒋廷黻：《中国近代史》，45页，长沙：文史研究会，三版，1941年。

〔9〕胡适：《提高和普及》，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胡适演讲集》，4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胡适说此话不久，《新青年》编辑部之间就渐行渐远，最后终于分道扬镳。

〔10〕廷黻：《政府与舆论》，《独立评论》第五十五号（1933年6月18日出版）。

〔11〕刘咸炘：《治史绪论》，收入氏著《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241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

〔12〕刘咸炘：《治史绪论》，收入氏著《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240、239—240、244页。对此的申论，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192—19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一般多注意刘咸炘援引刘知幾、章学诚颇多，其实他对于西方史学（通过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转手、李思纯译《史学原论》）的汲引也很常见，其志向在于汇通中西，而非仅仅发挥旧义。

〔13〕刘咸炘：《治史绪论》，收入氏著《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240页。

〔14〕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叙语》，《傅斯年全集》第一册，13—1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

〔15〕［英］雷蒙德·威廉斯著，倪伟译：《漫长的革命》，56—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译文根据原版略有改动，Structures of Feeling也有人译为“情感结构”。

〔16〕《孙子兵法·虚实第六》：“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据李零译注：《孙子兵法译注》，3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风跟水有类似之处，风可以无孔不入，水可以如水银泻地，历史大动荡时期，就好比极端恶劣天气，风势的变化会更加急促而难以捉摸。

〔17〕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收入氏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18〕志摩：《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新月》第一卷第一号（1928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