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倭寇扰乱一事，人皆在意”：太谷刘大鹏日记所见

甲午战争不比爆发于东南沿海的鸦片战争，由于靠近且威胁帝国京师重地，很快就动员了清帝国很多力量，也影响了不少地方，其中的涟漪效应也波及了山西太谷的乡村社会，长期在乡教馆的举人刘大鹏就注意到由于军队征调，当时小小的太谷县也有了不小的声浪。

相对于前些年的民生，甲午前后太谷境内民生逐渐艰难，某日，刘大鹏去晋祠赶会，“大小商人皆叹不卖钱，较前数年远甚，可见闾阎贫穷之甚也”。^〔31〕“日来生意之家皆叹时世艰难，或钱或银，皆不能周行，而所放之账，概不能收。村庄农民无有一不穷困者，虽有粟农家而价钱太廉，亦不能使钱有余裕，今岁较去年远甚。”^〔32〕

甲午战争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清廷从四处调兵驰援前线，山西也不例外，此类消息在刘氏日记中出现得颇为频繁。

1894年11月11日，“有人从省来言：军务吃紧，去日由省起一千兵赴通州，丁道台带领前往。……初十日，贺皇太后万寿，各衙门皆演剧。……但十一日皆不演剧，人咸谓军情紧急也。”

11月17日，“有人从徐沟来，言：徐沟每日过兵，自西南而来，向东北去。马队、步队滔滔不绝，谓是到京师听用。”

12月19日，“昨夜二鼓，余坐馆中。鸣锣击钟声势甚乱，……乃是东官路上过兵，邑宰差役执票到此村俾些车马，去寿阳、榆次一带迎送兵丁，军装一二日内即要齐备……”

12月23日，“……言：日内东路过兵共四千余，自陕西至关东一路皆是。百姓支差，吾邑支三匹马，大车四十辆，骑马二十匹，到寿阳县太安驿听用，……每日一辆车价费二千文钱，所费多寡阖邑百姓公摊。”

1895年1月18日，“昨日在省，闻军务吃紧，倭寇入辽东界，官军屡打败战，劲军甚少，不知确否。”

有了调兵，大军过境，就免不了摊派与支差，加上军情紧迫，让本来就凋敝的民生更加困窘。正月初七（2月1日），刘大鹏去县城拜年，“亲朋皆言：辽东军务吃紧，腊月下旬又从徐沟、榆次过了许多兵，吾邑于廿六日，起了数十辆大车，又到寿阳县支差，至今尚未归。前一番（十一月廿三日即1894年12月19日）去支差至腊月初十日（1895年1月5日）归去寿阳支应一十八日，车费、马费及一切人役所费，共花二千余吊钱，皆是阖邑百姓公摊，四路总约及各村庄乡地又于此中渔利，百姓皆苦之，今又有此一差，尚未知花多少钱，尔子亦摊此费否？余曰：去岁腊月，余家摊一千余钱。众曰：子尚摊钱，吾等无论矣。”

不仅普通百姓受苦，连举人刘大鹏这种有功名者也不能幸免，再加上经手者还从中盘剥，层层追加，战争的压力一步步传导到底层社会。“自去年干戈兴起，京路上时常过兵，但去岁从陕甘来，去辽东征倭寇，今岁兵从辽东来，去甘肃征回匪，一路上百姓莫不支应兵差，自兵兴以来，共支十余次矣。”^〔33〕

这里除了中日战争，还有其他战事，带来的是一波一波的摊派。

2月16日，刘氏赴京参加会试，途中“长城守关吏役，稽查严密，往来商旅无钱不得过，故上京商人往往与会试者相偕”，商旅的来往也受到了限制，不得不借助科名之士的护持。由于甲午战争的影响，“今科覆试举人，只是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来得多，其余未来者甚多，盖因倭人犯边，水路不通，东南诸省皆不能来。今日南省覆试者，亦是去冬来者，今日共五百来人覆试，吾省来八十三人”，战争导致南北交通受阻，帝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科考也受到牵连，很多士子甚至无法应试。

刘大鹏在京还摘录了御史安维峻弹劾李鸿章平日挟外洋自重，抗倭不利，要求明正典刑的奏折，由此“竟触上怒，遂令出口外守罪”，京城英豪“铁圪臂”李五送金千两为赠仪，并为其壮行，“京城人皆谓为义举也”。^〔34〕

其同省京官谷书堂称“目下和议已成，六部九卿衙门大小臣僚，皆有谏止和议之疏，直省督抚亦来奏章谏止，率皆留中不报。直省公车各县谏章诣都察院祈堂官代奏，都察院堂官及各省公车相对而泣，奏章上去亦留中不回报，亦未知之何也已矣。……和议之成，天下率皆不愿，违众而成，恐和议未能久耳，何如不和之为妥也。”^〔35〕

拒和之议，不仅在京城士林与官场蜂起，连刘大鹏故里乡民亦多赞成，“倭寇扰乱一事，人皆在意。近闻讲和，即农夫野人莫不曰此万不可者也，余自旋乡，满耳都是此言。”^〔36〕

1895年，山西寿阳县全年过兵支差，“共费银七万余两，百姓出六万两零，官出一万两零。百姓已苦，又加兵差，七月下旬，禾稼被冻，成为歉岁，此近年来第一灾也。其里名张净，只是接送有病之兵，或以木板舁，或以椅子舁，费钱二百余缗，是里人所摊，他里亦如是也”^〔37〕，不仅有兵费的摊派，而且庄稼受冻灾，雪上加霜，除了出钱，还得出人接送伤兵，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临近年关，刘大鹏日记中不断感叹，“人民困苦如此，其有心世道之人莫不目击而心伤”，随之而来的是纠纷愈发增多，“吾乡一带构衅者甚多，率皆农商，农皆不给，商反逼农，农不得已，遂生诡诈之端，以欺商人，商不让农之欺，理未能屈农，遂至成讼，此风不知伊于胡底也。”^〔38〕“日来钱债逼迫，不能遂偿，尚须踌躇借贷，以度暮岁，贫者之处家，殊不易也。”^〔39〕“邻里乡党贫困者多，日来东扯西拉，弥补亏空，以度新年，实有急迫之势，殊悯也。”^〔40〕“目下里中凋零太甚，较前三、四十年悬若天壤。”^〔41〕这种言论逐渐增多，尤其是甲午年开始，无疑战争是很重要的因素。

山西巡抚鉴于时局危急，命地方团练民兵，刘大鹏所在太谷亦练兵五百。^〔42〕就职省营务处的某人称，“晋兵名虽不少，其实二千有零，而且将不知兵，兵不知战。一旦烽烟告警，戎马来临，将有望风逃溃之势，不亦甚可畏乎。”^〔43〕名曰练兵，实则形同儿戏，更谈不上形成战力，甚至有可能造成兵成匪，进而增加社会的扰乱程度。

不仅仅是县城与乡里民贫难过，省城太原亦“银钱甚缺，生意之家并不能周行，一切候补人员坐困者多交相告贷，而亦无处起兑，莫不曰当此之时，受此穷困胡以苏也”^〔44〕，全省上下都弥漫着年关难过的绝望情绪，抢劫偷盗之事亦时有所闻。

在这种自顾不暇的情况下，恰逢北方灾荒频发，山西还得筹粮赈济直隶灾荒，刘大鹏“自回获（鹿）县以至寿阳，一路上米粮甚多，驴驼车载，不可胜数，尽向直隶转运，皆吾省之粮也”。他感叹，“自从获鹿至寿阳，一路纷纷转运粮。车载驴驼千万石，车输直隶救民荒。”

然而，地方困顿，京城却奢靡依旧，进京赶考的刘大鹏注意到，“京都城中，不知有几千百万人，每日之中，无论大街小巷，莫不肩摩毂击，攘往熙来，酒饭馆千百家，日日满座，演剧院十数家，每院听戏者且有千余人（多则两千余人），每人戏价一千三百钱（老钱一百三十）。一年之中，惟忌辰日不演，除此无日不演，真奢侈极矣。”^〔45〕

山西、直隶本已困窘，更加上灾荒、鸦片烟之祸、军事靡费，很难想象升斗小民竟然愿意与日本再战，而战事稍微平静后京城则奢华如故。如此的格局之下，虽“民气可用”，但真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战无可战，再战之说无疑有些痴人说梦。在与趋新的士人交往颇密切的孙宝瑄看来，“中朝士大夫，动以和为耻，其心固可嘉，抑思为朝廷谋所以为战之具耶？战无可恃，而又耻言和，是以宗社生灵作孤注也”。^〔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