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李顿报告日意见书之又一批评——某法律家在法律观点上之驳语

〔南京〕 日政府对调查团报告书之意见书发表后，各方驳斥颇已不少。记者昨访某法律家，叩询其意见。据答：

“所有外交上之词令，顾代表在日内瓦已痛驳尽致，发挥无遗。”余不欲更有所赘述，无已，从法律观点以批评日本意见书，则可得以下数点：

（一）采证方法

日人谓调查团对于证据之衡量，未免轻重倒置，尤其关于九一八事件及于‘满洲国’问题，‘报告书之论断，均根据报章论文、偶然之私人函札、私人谈话以及已证实之官方材料，对于此项之复杂证据，其可信之程度若何，自必须保留铨衡之权’。日人之意，以为调查团对于已证实之官方材料，庶较诸偶来函札及私人谈话更为重视，殊不知关于九一八事件及‘满洲国’成立愈是‘已证实之官方材料’，愈不可靠。盖此所谓官方，其行动正应受调查者也。反之，独立之来源与案情无直接关系者之供词，实供给调查团以唯一可靠之材料。关于所谓独立运动之真假一节，日人之批评尤为无理。按调查团职权，在查明东三省居民对于伪国究抱何感，对于日本进攻有何反响。惟有私人谈话与偶来函札，方能为最好之证据。而此项证据则显已证明该处人民反对日人、反对‘满洲国’，达于极点。

（二）在华外人之特殊地位

日本意见书述及所谓外国在华之特殊制度，例如治外法权、外国警察权及外国租界等。日本冀以此辩护其在满洲行动之正当。查此项‘特殊制度’之存在，原非尽出中国人民之自愿。日本政府更不能利用之，以为对我国领土及行政完整作更进一步侵略之理由，且任何外国从未有利用此项特殊制度，如日本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以来在东三省及上海所为者。日本意见书又谓，若对华适用‘现有和平机关’，即国联盟约所组织之和平机关，此项特殊制度实为适用途程上之大障碍。此言更不可解。何以一特殊制度，纵在中国存在，便使中国不得享受其在条约上应有之法律保障？吾人以为中国与其他外国间之关系既愈特殊，则所有中外争端，愈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又查中国已与数国缔结专约，规定彼此间发生争端，大都关于条约之解释及执行者，应交付公断决定，最近曾与美国缔结此项专约。夫此项专约之存在，及中国之被请为国联原始会员，均足以证明各国认为现有之和平机关可以适用于中国，一如其适用于各国自身。日本意见书又指控中国政府曾经宣布意见，以外交以外之手段取消治外法权，并引证中国政府关于此事所颁布之各种法令。按日本人自认此种特殊权利，竟足使中国成为国际间之法外者，不能享有诉达于和平机关之权利，中国之急于采取取消政策，又何足怪。中国官厅虽曾屡次发表一切布告，然决未曾以外交以外之手段取消治外法权。六年以前，我国即已开始与日本政府谈判，修改中日条约及收回日本之领事裁判权。但在此期间，日本人民仍继续享受治外法权之权利，中国政府并未尝以非法手段试行更改其法律的地位。惟是日本在此过去十四阅月之中，对于我国曾有连次的侵略行为。若我国而非酷爱和平之国家，则对日本之种种行为，早足以为取消中日间一切协定之理由而有余。

（三）自卫权

李顿报告书谓九月十八夜间日本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的自卫手段’。日本意见书辩称，‘单独一国即可决定某种情形是否需要以作战为自卫’，又称‘宣布日本军事手段是否合法之权，惟日本政府有之’。此种说法，自国际法大体而言，未尝无理，但须其政府自身并无其他协定上之束缚方可。今日本政府似已忘却，其对于国联行政院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决议曾经赞同。该项决议即所以委派调查团，实地调查凡足以扰乱中日间和平之任何情形，并具报于行政院者也。该调查团关于何种问题应行报告，自有决定之权。国联行政院白里安主席，当提出该项决议案时，曾正式宣称：‘在原则上，无论何项问题关系任何情形，足以影响国际间关系，而有扰乱中日两国和平及和平所维系之谅解之虞，经该委员会认为须加研究者，均不得除外。’日本在满洲所采取之军事手段，当然为调查团应行报告之问题。中国业已依据盟约规定，将中日争议全案提交国联，而此项程序，日本亦经同意。去年十二月十日之决议案，日本亦予以赞同。该决议案显然指明，国联机关对于争议中之一切重要情形，尤以对调查团所报告者，确有审议与发表意见之资格。由此观之，日政府尽为抗议，国联仍有讨论及宣言日本军事手段是否合法之权。日本意见书又引加罗林案以证其自卫说，谓因美国地壤之邻接，及坎拿大之极端重要与其扰乱之情形，遂使美国承认英国侵入美境销灭急迫危险之行动。此种说法诚不失为日人引用成案、断章取义以求掩饰自己非法行动之例证。查加罗林案事实，据奥本汉所著《国际法》，所载如下：一八三七年坎拿大作乱，有叛徒数百人盘据［踞］乃加拉河坎拿大岸之海军岛，并租得一船名‘加罗林’，装运给养往美国岸史洛沙埠，送至海军岛，又由海军岛送至坎拿大陆上之叛徒。坎拿大政府闻悉此项急迫大危险，遂于一八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派英军一队，渡乃加拉河，至史罗沙埠，夺获加罗林，截劫其军火，纵火焚之，放诸中流，任其逐加乃拉[11]瀑流而下。当攻击加罗林时，美国人死二名，伤数名。美国抗议英国违犯其领土主权，英国经宣称，其行动乃必要之自卫，盖为防止国境受急迫之进攻，实无暇向美国政府申说云云。美国政府以为如确有自卫之必要，英国行为自可认为有理。但事实上此种自卫之必要，当时美国认为并不存在。惟后来英国曾以违犯美国领土主权，向美国道歉，美国亦遂不再深究。由上述事实观之，则日本藉口沈阳事件而进攻满洲，显然不能与加罗林案相提并论。在加罗林案中，英国政府之行动，系对英国叛徒，而非对外国人民。其事发生于美国边界，为时不过数小时。事后英国军队立即退回坎境。美国政府并不赞同英国之行为，并否认当时有自卫之必要。至英国政府则以违犯美国领土主权，曾正式道歉。倘日本在满洲之行动系仿照加罗林成例，则现时当无所谓中日争端，而无待国联之解决矣。

（四）蔑视国联盟约

日本意见书谓关于九一八前满洲之紧张局势：‘日本政府正力谋缓和并设法减少诉诸武力之可能。’日人自以为此言可以表示其避用武力、委曲求全之苦心，殊不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均可引用。乃舍此不图，而竟诉诸军事行动。松冈在国联行政院演说曾谓：‘日本人将满案交付国联，盖因国民情感不忍外界干预。’夫以一国之正式代表，敢宣称其政府不能履行国际义务乃因‘舆情不许’，此实为吾人第一次听闻。倘一国政府能以如此薄弱理由为托词，便可自由解除其自身庄严之约言，则以自由意志而缔结之国际条约，尚复有何价值可言？当日本签订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时，日本岂即存心认定其遵守该约等之规定，仅以日本国民情感所容许者得限乎？日本另一托词则为：国联手续迂缓，难期速决。惟据日人所言，彼等积忿已历有年所，则终有余时，何不早向国联申诉乎？

（五）伪造正式文件[12]

日本意见书述及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张主任学良【致】沈阳军警训令避免冲突之电文，并谓‘此电苟在实际上果已拍发，则后来亦必已予取消或并不遵守’。照此设［说］法，明谓中国官方出示李顿调查团之文书系属伪造。中国政府绝对否认，中国政府从未伪造或改损公文，但主［世］人苟且［忆］及有所谓‘一九零五年条约之附件’，即可知中国无此高妙手法也。

（六）所谓独立运动

关于‘满洲国’之所谓独立运动，日本意见书又谓：“‘当外国军队在场而宣布独立者，在其他不乏其例，何以世人对之不加疑问？’此言也，巴尔干各国历史上自可获得相当之证例。但在此类证例中，外国军队之开入，大都为扶助业经存在之独立运动。此类独立运动，并非外国干涉而发生，而乃存在于干涉之前，业已对压迫者为一种公开之武装革命，有时叛徒且自己请求同情各国之干涉。此与所谓‘满洲国’之独立运动，纯系外国军队所酝酿、所发动、所操纵者，决不可同日而语也。”（二十九日专电）

（《申报》，1932年11月30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