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大美晚报》痛驳日本意见书：日本乃强以旧式为最新花样；九国条约对中国未限以时间；“不得他人允许不能治理他人”，林肯名言必行于满洲及世界

日本意见书强词夺理，荒谬绝伦。各报已有论评驳斥，外交部亦正在草拟驳文，但言发自我，人或谓为有主观见解。二十日《大美晚报》发表一论，斥日本为作十九世纪装束以示人，而谓为最时髦之新花样，又断定日本终将不得不改其心志。立议严正，兹译原文如左：

外论社译二十一日《大美晚报》评论云：日本对调查团之意见书，似无甚新事实，即有之亦属微乎其微，反之却有一大堆重复之辩论，特别显见为日本不能了悟国际事件现代思想途径之新启示。尝有人一再发表言论，谓日本为一运道不佳之国家，永久落伍而不能追上。日本之奢望，系产生于旧意义下之帝国日益变为过时之际。日本之努力辩证其帝国主义行动为合理，常根据于已由条约及新国际态度，使其归于无效之先例。准是，日本不断戮［勠］力于干多年前已干过之事，且对其行动所引起本现代概念而加以之批评、非笑及真正敌意，辄表愤怒。日本永远腰束撑裙使高之软垫，前高后低之女帽[4]，展示一八五六年之妇女新装，以证明其所服者为最新装束。

日本之批评，有数点使人惊疑，预备日本覆文之人，事实上是否曾确将报告慎加阅视。例如其中有一语谓报告书对日本之不平系枝零破碎而论之，且不能承认一根本要旨，而使其平整归为一体——即谓“有一定之立意，欲消灭日本在满洲之权利”。就事实立言，报告书澈底承认所提之事，不过系以另一种词句出之——“行其（中国）限制日本在满洲常利益之国策”，此乃李顿与日本对满洲见解相异之中心点。调查团看出“中日两国国家政策目的彼此冲突”，“看出为享有非常利益”者，而不为享有“权利”者。而日本之答辩，则基于天授日本使之崇高根据，以将一无主之境、名义上为一全不堪称为“国家”之邻国所有者，拨乱而反治。

概观上文所有根本不同之处，则每一重要之点，自必有三翻四覆、头重脚轻之冲突。对日人开端即有之假定，即谓调查团简直不知所谈何事者，停止加以考虑，而进入一较坚固之根据，即认调查团固自知之，不过系从另一与日本完全不同之观点发言，此点即立可解决矣。日本之批评，既复回至华府会议，甚至可不必与调查团持同样见解。日本对中国现似采取一大异于其他签字各国之观点矣。

日本据谓感觉一切事件已使一九二二年假定受绐，竟传达中国迅速进步应为该约继续有效之先决条件之义。实际上人人皆可查阅该约，以见文中并无此种意义。该约命签字各国“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完整”，要求各国“予中国以一最充份、最不受困难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效而稳固之政府”，对中国发展之进程，并未加以时间之限制。中国国家发展之进程若有兴衰起伏，亦如个人所有者然。在此无偏见之旁观者看来，似属颇为自然之事，而日本现竟以满洲事物不合于彼之根据，从事造出证明其在满洲之整个进程为合理之理由。

如前所云，此项答辩与李顿报告之间，有无数点皆有头重脚轻之冲突。日本不但继续坚持“满洲国”之产生系自然而独立之事，且进一步宣称“‘满洲国’之前途，日本认为灿烂光明”。试以此而与李顿之见解相较。李顿云“独立运动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在满洲曾无所闻，仅因日军之在场行动实为明显之事”，又所引中国银行家商人语李顿之言，“吾等不欲变为朝鲜人”。

此等无路可通之点，只须记得其为何等偶然。对于日本官场与调查团根本概念之相异，何等直接有阻碍，即无容再加多述矣。林肯于多年前尝言：“余确谓不得对方之允许，无人能够治理他人者。”此种见解当使世界颇费时日以看出其价值，日本即为证明依然有人尚未信之明证。但此究一有正理而文明之见解，终必行之于满洲，且必将行之于世界各处。凡承认此事实者，将得免于后来改变心志，或不得不使其心志改变其自身也。

（《申报》，1932年11月23日，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