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石球与原始纺织技术的起源

纱、线、绳、索的制作工艺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细度不同。由短纤维沿轴向排列并经加捻而成，或用长丝（加捻或不加捻）组成的具有一定细度和力学性质的产品，统称为纱。由两股或两股以上的单纱并合加捻而成的产品，统称为线。具有更多复合股和较粗的线，习惯称为“绳”或“索”[6]。在现实生活中，“索”比“绳”要粗些。然而，原始人类使用的纱、线、绳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原始纺纱技术比较粗糙，基本上原始制绳就能满足纱用和缝纫用，所以在史前时代纺纱技术和制绳技术是合流的。作为纺纱和制绳的原材料必须是柔性材料，试想现代人类处于原始森林中可以获得的柔性材料屈指可数，譬如动物肠子、兽筋、兽皮、植物纤维等。不需要加工或稍微加工就可以使用的柔性材料只有动物肠子。除动物肠子外，可以使用且加工难度由小到大的柔性材料分别是兽筋、皮带、原始皮绳（纱）、植物纤维。因此，原始制绳和原始纺纱的原材料都经历了动物肠子→兽筋、皮带、原始皮绳（纱）→植物纤维绳索（纱线）的过程。

一、石球功用新考

表1-1　旧石器时代石球的出土情况

表1-2　旧石器时代出土石球的遗址情况

石球，又称球状器，通体呈球形，器身布满小石片疤，两个小石片疤之间的夹角超过90°，其上基本见不到大片的台面。这些鳞片状的石片疤有些是加工成的，但不能排除经常使用而形成石片疤的可能性[7]。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国内外都有发现石球这种石器类型。中国有31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共发现石球1，280件（表1-1、表1-2），分布在中国的11个省市[8]。从表1-1中可以发现旧石器时代石球的利用数量与时间呈倒“V”的关系，即石球的利用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达到顶峰，随后其利用式微。如果要解释这个问题就需要探讨旧石器时代石球的功用。有的学者认为，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大荔人的石球可能是原始人的古天球，用于天文观测[9]；有的学者认为，旧石器时代的石球是原始人的体育运动、游戏工具[10-13]。那可否根据以上假说，认为石球作为古天球或体育、游戏工具之用呢？这种假设有待商榷，如果旧石器时代的石球是天文观测工具，那么石球为何会在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文化遗址出土1，090个呢？直到现代，掌握天文学的人也只是极少一部分，在中国封建社会天文学更是皇家禁脔，不允许一般人“染指”，而处于巫觋社会（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大多数时间属于巫觋社会）的“天文学家”，即巫觋多数只能由介于人神之间的“半人半神”的“帝王”本人担任，帝王是群巫之首[14]。中国上古时代九黎部落首领蚩尤便是巫觋，能作云雾，能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且其“非人”的形象，兽身人语，铜头铁额，有两翅，或八肱八趾，或龟足蛇首[15]。禹更有化熊阻挡洪水的神力，所谓“禹步”成为后世巫师特有的步态[16]。商汤更是有桑林求雨的伟力。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原始社会的“天文学家”是非常稀少的。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文化遗址中如此众多的石球用于天文学一说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石球作为一种体育工具，为什么许家窑遗址会有那么多石球呢？虽然体育、游戏源于劳动，但体育、游戏的目的是更好地劳动[17]。将旧石器时代石球的功能从劳动中完全分离出来，归于体育、游戏，这是不妥当的。当时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并不存在，即使是将石球作为打猎的训练工具也应该归入劳动准备，而非体育。此外，难道许家窑人都是运动健将吗？竟需要用1，090个石球进行训练吗？这是让人生疑的。可见，以上两种石球在许家窑遗址的功用假说是不成立的。

那么，旧石器时代石球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呢？旧石器时代石球的用途大致有三种：①用于捶砸、加工食物。20世纪30年代，S.Woodward率先提出石球为手持以砸击坚果所用[18]，这一推测也为P.R.Willoughby所支持[19]。20世纪90年代，K.D.Schick和N.Toth的“石锤说”[20]以及M.Sahnouni等人的“石核”说[21]甚嚣尘上。从表1-2中可以发现，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石球并不多，这似乎可以证明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石球并不是完全用于狩猎，而可能是在捶砸坚果过程中形成的球状。因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以采集经济为主，且坚果类食物采集量极其有限，同时这一时期的渔猎经济相对比较落后，这样石球的使用必然较少。②石球可直接用于投掷而打击猎物和敌人。它的打击距离和力度都是十分有限的，因而它是一种效率较低的狩猎工具和战斗武器。③石球作为复合工具所用，即投石索、弹弓[22]。这一工具较前两种工具稍晚些时间出现，大约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石球可能有一部分被用于投石索（用动物肠子或皮带或原始皮绳、皮兜、石球制成的，并不是用植物纤维的绳索、网兜和石球制成的）和弹弓。证据一，这一时期石球出土很多；证据二，从许家窑遗址中出土的300多匹野马的化石，即可证明石球是人类猎获野马的有力证据。然而，石球的利用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式微，主要因为效率更高的新式狩猎工具——弓箭的出现，这一此消彼长的替代假设十分合理。旧石器时代中期，石球之所以具有投石索和弹弓的功用，主要在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石球规格不一，最重的达1，500g以上，最轻的则小于100g，它们不一定都是作为投石索之用的。重的石球可能用作投石索，主要用于猎杀体型较大的猎物；而轻的石球则可能作为弹弓的弹子，图1-2中（b）即为弹弓雏形，用兽皮做一兜，兜的两头拴两根动物的肠子或皮带或皮绳，兜里放石球，使用时同时甩起两根绳子，使石球抡起来，而后松开一根绳索，使兜中的石球飞出，有效射程可达50～60m之远，这主要用于猎杀体型稍小且较灵活的猎物。为什么重量轻的石球不能用以图1-2（a）的方式使用呢？主要在于石球是圆的，绳不易系紧，甩起绳子时石球容易滑落。另外，人类在长期狩猎过程中发现石球作为投石索的“弹药”较其他形制石头的威力大得多，因为石球的打击是点而其他形制石头的打击是多点或线或面，显然石球打击猎物时猎物承受的压强最大，故威力最大。

二、石球利用技术的纺织技术起源考证

对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投石索和原始弹弓的绳索（纱）、网兜材料的选取，应不可能出现植物纤维的绳索（纱）和编织物。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作原始绳索（纱）之用的材料先后是动物的肠子、皮带、原始皮绳（纱）；而网兜材料只能是兽皮兜。原因如下：

（1）中国考古最早的植物纤维绳索（纱）、纺织品的证据都是在新石器时代发现的，而旧石器时代没有留下任何直接的证据。中国最早的草绳发现在距今约7，000年到6，5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23]。中国最早所知纺织品实物是距今约6，200年的江苏吴县草鞋山文化遗址第十层发现的葛织物[24]。对此有的人可能会说，无论是植物纤维还是动物纤维都极易腐朽，不容易保存，有可能早在旧石器时代甚至之前就存在纺纱和织造技术，只是现在考古都不可能发现而已。此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事实上还是有反诘的地方。任何时代物件都会在大自然神秘“工艺制作”下保存下来，譬如几亿年前琥珀中的蚊子还栩栩如生，再如生活在1.36亿年前白垩纪时代的中华龙鸟其羽毛纤维在化石中都能清楚地看见[25-26]，难道几万甚至不到1万年前的纺织纤维和织物就不能保存下来，显然这是说不通的。

（2）中国大规模出现植物纤维绳索（纱）的间接证据——骨针，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网状物的间接证据是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辽宁海城小孤山文化遗址（2万～3万年前）出土了中国最早的三枚骨针[27]，此后同一时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古人类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枚骨针，其最粗部分直径为3.1～3.3mm。而此时，山顶洞人的磨制技术仅限于骨器而没有在石器上使用，石器的制作方式还是打制[28]。由于骨器的硬度不够，一般不用于切割之用，这样作为切割之用的石器刃厚不可能把兽皮切割成如此细的皮带（3.1～3.3mm宽的皮带），更不用说制作成如此细的皮绳了，而自然界中天然植物纤维的直径远远低于3.1～3.3mm，它们基本上是微米级[29]。另外，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后段（6000年前～5000年前）出现了泥条筑成法烧制陶器，所使用的工具就有绕麻绳的陶拍和圆棍[30]，这是中国出现植物纤维的绳索（纱）的直接证据，这一时期与北京山顶洞古人类文化遗址所处的时代相差不远。故根据中国出现植物纤维的绳索（纱）的间接证据和直接证据的时间界定，早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一定学会了利用植物纤维纺单纱和股线。此外，关于网状物的间接证据，从许多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网状图案（图1-3、图1-4）中可见一斑，足以证明植物纤维的绳索（纱）和网兜不可能出现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植物纤维绳索（纱）应该出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而植物纤维织物则只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31]。

（3）神话传说也显示新石器时代已有植物纤维制成的绳索（纱）、网状物和原始纺织品。虽然神话是夸张的历史，但也可作为补充证明，譬如特洛伊的考古发现就是以神话《荷马史诗》为依据的。《文子·精诚篇》：“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寝绳。”《易·系辞下》：“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伏羲氏”是传说中的生活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物，据说中国最早的绳索，就是在他生活的那个时候由于渔猎生产的需要而出现的[32]。《淮南子·氾论训》：“伯余之初作衣也，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据考证伯余是黄帝（？～前2599年）的大臣，他被认为是织造的发明者，显然他是新石器时代的人。

（陕西宝鸡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4）据世界考古所知：植物纤维的绳索（纱）和网是人类转向定居的产物，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之交时的工具。人类只有学会了编织篮筐后，才会掌握编织技术，进而学会纺织[33]。从中国远古神话中的人物形象即可见纺织技术起源于定居生活中的编织技术（图1-5、图1-6、图1-7），从图1-5中可以发现伏羲氏（活动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身披皮服，而从图1-6、图1-7中则可见神农氏身披树叶服装，即用骨针穿引兽筋，把树叶连接起来，围在肩、腰上。正如《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34]伏羲氏、神农氏在神话中代表华夏民族先祖的伟大首领，他们都是华夏民族定居后的首领，但在历史中是指一个统治集团，甚至可以认为是一个历史时代。很明显伏羲氏所代表的时期早于神农氏。很多人在读到屈原《离骚》中“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时，认为屈原（约前340～前278年）以芰叶、荷叶、芙蓉比喻自己的清高[35]。其实，屈原所说的是远古圣人的服装，他仰慕圣人才如此装扮而已。大自然是人类认识的终极实体，人类技术发明都来源于自然，人类在大自然中无意发现了藤蔓有规律地纠结在一起可以成为粗糙的篮筐；随后，经过不断地尝试，人类懂得用柔韧的树条、芦苇编织很多生活用具；而后，草编的尝试再次获得成功；最后，植物韧皮纤维的编织也获得成功，这样就产生了原始纺织技术。当然，这其中每一步不知经历了多少年、多少代人的努力，集合整个民族不知多少年的结晶，并非真是“圣人出，而后有之”的，只不过是“以圣人代之”。

从考古学、文化学上都否定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存在植物纤维的绳索（纱）和网状物的可能，那么许家窑原始人的投石索和弹弓为什么会是由动物的肠子、皮带、原始皮绳（纱）、兽皮兜制成呢？因为动物的肠子和毛皮都很容易被原始人获得，皮带是从毛皮中切割而来的。对旧石器时代早、中、晚各个阶段的文化遗址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各个文化遗址都出土了一种尖状物石器，这种石器可将动物毛皮切割成皮带、皮兜，这样做成投石索和弹弓的技术条件都具备了。正是因为在长期使用皮带的过程中，特别是狩猎时使用皮制投石索过程中，原始人的腿不经意连续撞到装着石球的皮兜，发现两条皮带纠结在一起后其更坚韧和耐磨，这样他们学会了原始皮绳索的制法，也学会了加捻的工序（图1-8）。

皮毛、皮带、皮绳较之植物纤维更容易腐坏，所以迄今很难发现原始人遗址中皮带、皮绳、皮兜。但从技术角度来看，皮制的投石索和弹弓比植物纤维制的投石索和弹弓更容易制作，所以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狩猎工具用皮制物更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而中国最早出现的纺轮是在距今7，000多年的河北磁山遗址中发现的，此后在新石器时代各大遗址中都有纺轮的痕迹。综上所述，纺织技术的起源应为：动物的肠子→皮带、原始皮绳、皮纱（旧石器时代中期）→植物纤维绳索、纺纱（旧石器时代晚期）→纺轮纺纱（新石器时代）→原始织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