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纺专起源新辨

一、轮制工具相关性的献疑

纺专的主要构件之一是纺轮。基于纺轮、车轮、陶轮的轮制之相似性，西方传统考古学术界普遍认为纺轮和车轮的利用始于新石器时代制陶工具——陶轮的出现，他们认为轮制工具沿着“陶轮→纺轮→车轮”的技术路径扩散。这一假设在中国古代轮制工具的断代考古中也得到了印证。最早的陶轮发现于浙江跨湖桥文化遗址，距今8，000年；中国最早的纺轮发现于磁山遗址，距今7，500～7，100年；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考证的结论，中国车轮的发明距今4，500～3，500年。《左传》中提到，车是夏代初年的奚仲发明的，如果记载属实，那是4，500年前的事情。在商代（距今3，000多年前）文物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殉葬用的车，当时的车子由车厢、车辕和两个轮子构成，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交通工具了。这一观点有待商榷。

（1）从世界关于陶轮、纺轮、车轮的最新考古发现来看，纺轮是最先发现的，世界上出土最早的纺轮是在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的哈吉拉尔遗址发现的，距今9，000～8，000年。其后，车轮才被发现，德国Flintbek巨石墓下的“车辙”是6，800～6，700年前留下的；在波兰Bronocice发现的带车形图案的罐子被确定时间在6，700多年前；近东出现轮式运输工具的最早证据是美国考古学家Baldia在位于叙利亚的晚期Uruk遗址发现的，此地出土了一个带有轮子的模型和“货车”的壁画，这些东西是先民在6，400～6，500年前留下的。最后，虽然自人类1.8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世界各地普遍出现制陶技术——泥条筑成法烧制陶器，但应用陶轮制陶的技术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才被发明，世界上最早使用陶轮制成的花瓶出土在距今（5，250±250）年前的苏美尔。据以上考古证据，笔者可构建这一观点：苏美尔文明轮制工具沿着“纺轮→车轮→陶轮”的技术路径扩散，这一路径明显不同于传统观点。关于德国和波兰境内出现的相关车轮证据，并不足以为信，因为德国Flintbek巨石墓下的车辙到底真的是车轮碾压所致吗？或许是由别的物体在某种行为作用下所致。波兰Bronocice发现的带车形图案的罐子真的是车轮吗？或许是远古时代“艺术家们”灵感所致，图案太过于简单了。但叙利亚的晚期Uruk遗址的车轮和货车已明确表现在模型和壁画上，这一证据是可信的。所以比较充分的考古证据显示，最早的纺轮、车轮、陶轮实物证据的地点应该分别是土耳其西南部的哈吉拉尔遗址、叙利亚的晚期Uruk遗址、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遗址，无一例外这些遗址都位于孕育苏美尔文明的中东、近东地区。这一地区地形相对比较开放，四面八方的人都汇集于此，在不断交流中（包括战争）最终形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

（2）处于相对封闭系统中的北美阿兹特克文明的考古发现，却否认了上面关于“纺轮→车轮→陶轮”的技术路径扩散的观点。因为阿兹特克人使用纺轮，但却没有发明车轮和陶轮。为什么阿兹特克人甚至整个印第安人的历史中出现车轮发明的缺席呢？这与印第安人地区缺少与车辆相配套的畜力——马有关，美洲没有野马可供驯服。阿兹特克文明之所以没有发明陶轮制陶，在于阿兹特克人的人口数量一直相对较少，没有出现急速增长。在没有陶轮制陶技术（规模生产）的社会需求背景下，阿兹特克人即使有发明陶轮的相关技术基础（纺轮），也不可能出现陶轮。同在美洲的土著——印加人，正是因为印加帝国人口数量众多，才会促发制陶时间快、质量高的陶轮制陶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可见，轮制技术扩散的路径是有一定条件的，要有一定的社会需求或相应的畜力要求。

（3）中国较早的纺轮萌芽并不完全是轮制的，有的甚至是倒T形的鹿角[7]。其后，也并非都是标准轮制即圆饼型，还有馒头型、圆台型、算珠型、滑轮型、凸字型等形制，这更是否定纺轮与轮制工具相关性的假设。

纺轮、陶纺、车轮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关系。纺轮、陶轮、车轮的工作原理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密切，试图在世界性范围内给三者进行时间排序是没有必要和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企图在各个文明区域给出三者统一的时间排序也是不现实的。

二、纺纱、纺专起源的假设

1.对纺纱起源的时间、特点的考证

纺纱技术来源于远古时代对茎皮纤维的劈分技术和绩接技术的改进。劈分是指把经过椎击而松解或经过脱胶的纤维束劈成尽可能细的条；绩接是指把已经劈分的一段较细的纤维束并合和续接在一起。劈分和绩接本身都是制绳索的工序。从本质上说纺纱工序是密度更精细的制绳索工序，纱、线、绳、索的区别，只在于精细方面的差别。此外，纱、线、绳、索四者是有联系的：两根或两根以上的纱经过绞结和加捻，即成为线；两根或两根以上的线再经过绞结和加捻，即成为绳；两根或两根以上的绳再经过绞结和加捻，即是索。

毫无疑问，纺织源于编织。但关于纺纱起源的时间，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无法契合，使人愈发迷惑。

传统观点认为伯余发明纺织技术，包括纺纱，其依据是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氾论训》的相关记载。《淮南子·氾论训》中有“伯余之初作衣也，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8]，但关于这则材料研究者选取时必须慎重，因为它有明显的错误和历史解释的辉格倾向：①伯余即黄帝的大臣，这则材料是伯余成为中国古代纺织行业神祇的根据[9]。黄帝是原始社会末期华夏民族的首领，活动年代大约在4，600多年前。而通过考古所知中国已知最早的纺织品是距今约6，200年的江苏吴县草鞋山文化遗址第十层发现的葛织物，显然黄帝同时期的人并不能成为纺织技术的发明者。纺织技术的发明并非一朝一夕完成的，必定经历若干代人的不断尝试，才会相对稳定和固定下来。中国古代技术“专利”权署名大多给予圣人甚至与圣人沾一点边的人或名人，这多与中国古人为敬者歌功颂德的风俗有关，其实质是一种极端的“马太效应”的表现。②成书于西汉的《淮南子》谈论黄帝时代的纺织功绩，站在西汉的时间轴上看就已年代太久，差不多相距2，300多年，已有“以今观古”的历史解释之辉格倾向，更何况今天的研究者参考西汉的书籍呢？更为不可信的是《淮南子》之前居然没有其他文献谈及伯余发明纺织技术和制衣，难道就能确定刘安在《淮南子》书中没有造假的嫌疑吗？

但《淮南子·氾论训》在纺织技术起源特点上的描述是可信的。一方面，它明确记载纺织源于编织，“其成犹网罗”显然这符合人类认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编织较之于纺织的确较低级和简单；另一方面，它说明在远古时期只存在着纺织用纤维的劈分和绩接两个独立的工序进行纺纱，并没有使用纺专或纺车。因为“麻”即绩麻，指搓麻成线，既然都能搓麻成线那肯定前一道工序一定有劈分工序。“索缕”指用手指搓转线索即加捻工序。“麻索缕”即为绩接加捻。“麻索缕”文后仅有“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这是织造过程，可见远古时代纺纱很简单，完全徒手完成。远古时代仅靠劈分和绩接就完成纺纱过程的证据或“活化石”，是距今已有1，200多年生产历史的浏阳夏布的传统生产工序，其生产工序为撕麻、绩麻、络纱、牵梳、织造、漂染、踩光。从其生产工序可见其纺纱过程劈分（撕麻）和绩接（绩麻），并没有纺专纺纱，更不用说纺车纺纱了。湖南、江西等各地的夏布生产工序亦是无纺专或纺车纺纱[10-12]。

2.纺专起源的假设

纺专之所以发明，与原始纺纱技术中牵伸和加捻工序的合流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什么牵伸、加捻两道工序会合二为一呢？从思想上看，即技术原理认识方面，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在使用投石索和弹弓过程中，经常会发现投石索的兽皮兜和皮带受石球重力作用情况下，首先皮带被牵伸；其次，无意中旋转投石索的兽皮兜会使两条皮带纠结合股，从而更加结实，这可能是对加捻最早的认识。当然，这一认识和应用于纺纱的过程可能经历一段漫长的历史。从工作效率上看，牵伸和加捻两道工序分流使纺纱工作效率低下，而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的人口出现相对激增现象，这要求对牵伸和加捻分流的现状必须改进以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13]。

生产实践中对纺专技术原理认识的不断加深和社会的需要必然会导致纺专的出现。同时打猎经济是所有史前人类文明必经的经济形态，对于投石索的使用也具有共性，这可以将笔者提出的纺专起源假设置于人类共性的维度，应该符合哲学思维上的“奥卡姆剃刀”原则[14]。

那么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纺专用于毛纺和棉纺是没有问题的，但用于茎皮植物纤维纺、丝纺还存在许多争议。现代纺织技术方向的教授们认为，麻、葛等茎皮纤维不会用到纺专，因为夏布工艺就没有用到纺专且纺得非常精细。这确是事实，但这些教授们忽视了王祯《农书》中关于旋椎（图3-5）的介绍，“掉麻具也。截木长可六寸，头径三寸许，两间斫细，样如腰鼓。中作小窍，插一钩簨，长可四寸，用系麻皮于上。以左手悬之，右手拨旋。麻既成紧，就缠椎上；余麻挽于钩内，复续之如前。所成经纬，可作粗布，亦可织履。农隙时，老稚皆能作。此虽系琐细之具，然于贫民不为无补。故系于此。”[15]从此句可知，旋椎就是另类的纺专，用于粗麻布和鞋子的制作，而精细的麻纱则可徒手完成。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诗经·小雅·斯干》中“乃生女子，载弄之瓦”的“瓦”即纺专，用于麻、葛等茎皮纤维的绩纺，成为小女孩的玩具[16]。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诗经·小雅·斯干》中的“瓦”是用于丝纺。首先，棉花的种植和生产到两宋时期才在中原地区出现，不可能春秋时期在华北有此纤维品种生产。其次，《诗经·小雅·斯干》是描写贵族生活的。贵族妇人是不可能从事茎皮纤维纺织的，因为这一类产品在当时是一般织物，极其普通，为一般老百姓服用。丝是中国古人所热爱的，它体现的不仅是奢华，还有“天蚕再变”“追求永生”宗教因素在里面，中国帝王后宫历来重视丝织生产和礼仪均与此相关。可见，贵族的女子们从小玩纺专是为了长大后可以熟悉这种生产和礼仪。

有些纺织史专家认为不可能用纺专进行丝纺，因为太烦琐且茧丝抽绪并合后可长600～1，000m，无需纺专牵伸、加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辉格解释意味，因为这些专家在否定纺专用于丝纺时心目中存在着近代或现代缫丝工序。近代或现代缫丝显然不需要纺专，因为近代或现代缫丝工序中存在着缫车或相类似的设备，这一设备就是牵伸和绩接工序合流的产物，亦是丝纺达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缫车的技术水平本身就高于纺专[17]。所幸著名学者王若愚先生的遗作，认为纺专在丝纺中曾用于并丝、加捻[18]，在此问题上增加“纺专曾经在中原地区被创造性地用于丝纺”这一观点的信心。这一观点随后又受一个问题困扰：中原地区很早就使用纺专，距今7，500～7，100年前的磁山遗址就有纺轮（纺专的主要构件）出土，这是否说明早在7，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丝织，这显然与在上一章讨论丝织起源的观点有些相悖。纺专首先应该是定居下来的农耕民族应用于茎皮植物纤维的纺纱，然后逐渐位移到游牧民族的毛纺（游牧民族在进行毛纺之前可使用毛毡技术进行服用）和本民族的丝纺领域（丝纺最为繁复，应该是最后位移的）。磁山遗址的发现正是农耕民族使用纺专于茎皮纤维纺的有力证据。而中国南方地区的纺专（纺轮）是否用于丝纺或茎皮纤维纺，据现有考古资料并不能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