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植物茎皮纤维的种类及初加工

植物茎皮纤维是中国古人最早用于纺织的材料，它的应用是中国古代纺织技术之始。丝织品的绚丽和贵族化，导致世人普遍认为中国古代丝织技术的发展等同于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发展。从现有刊行涉及丝织史、丝绸史的专著明显多于纺织技术史专著的事实，可窥见世人观点的普遍性。虽然中国古代丝织技术发展代表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最高峰，但没有植物茎皮纤维的纺用和织造是不可能出现中国古代丝织技术的。下面从纺织用植物茎皮纤维的种类及其纤维的初加工史两方面论述中国古代纺织用植物茎皮纤维的纺前处理。

一、中国古代利用植物茎皮纤维的种类

中国古代曾用于纺织的植物茎皮纤维品种繁多，有大麻、苎麻、葛、蕉麻、苘麻、亚麻、黄麻、菅、蒯、楮等。其中利用葛、大麻、苎麻的历史最为悠久，且用量很大。蕉麻、苘麻用量较少；黄麻、亚麻利用较晚；菅、蒯、楮只是一种曾经某个时间段使用过的用料。按纺用、服用的广泛程度和应用时间长短，植物茎皮纤维可分为主流植物茎皮纤维（葛、大麻、苎麻）和非主流植物茎皮纤维（蕉麻、苘麻、亚麻、黄麻、菅、蒯、楮等）。

1.主流植物茎皮纤维

（1）葛是中国已知最早用于纺织的纤维之一。1972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第十层出土的野葛织物残片，距今大约6，200年[58]。《韩非子·五蠹》中有关华夏族首领尧的衣着描写“冬日麑裘，夏日葛衣”[59]，《史记·五帝本纪》中有“尧乃赐舜衣”[60]，是精细的葛织物，说明当时精细的葛织物也是一种高级衣料，只有贵族首领才能服用。到周代葛的使用非常普及，《周礼·地官》中记载了“掌葛”这一官职，“掌葛，掌以时征绤之材于山农；凡葛征，征草贡之材于泽农；以当邦赋之政令，以权度受之。”[61]可见官方负责葛的收集，说明葛在周代已经成为国计民生的物资了。春秋战国时期，葛的利用达到高峰。《诗经》中多达40处谈及葛。《越绝书》中有“葛山者，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去县七里”[62]，可见春秋时期出现人工种葛。《吴越春秋》中有“乃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以作黄丝之布。……越王乃使大夫种索葛布十万……”[63]可知越王勾践命令国中男女大规模采葛、织葛。秦汉以后，因葛藤生长慢，产量低，种植、加工操作比麻费时，所以葛藤的种植、利用开始逐渐减少。到唐代，葛已从大众衣料中退出，《唐会典》中记载葛仅在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的一些偏僻山区种植和织造，甚至在李白（701～762年）的《黄葛篇》中云葛“此物虽过时，是妾手中迹”[64]。宋代葛成为纳贡的物品，足见其生产规模的下降，已成为稀罕之物。明清时期，葛的生产则仅限于广东、福建、海南沿海一些地区。

（2）大麻纤维是中国已知最早用于纺织的纤维之一，证据有两个：一是河南郑州大河村公元前3，000多年的遗址出土了大麻种子[65]，以及甘肃东乡林家公元前3，000年左右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8号房址出土了雌麻种子[66]，说明早在5，000多年前可能已经有人工种植大麻。但这只能作为间接证据，因为大麻种子是可以食用的，古时早期的五谷就有麻（大麻），有可能人类早期人工种植大麻只为取种子食用。二是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碳化了的丝麻织品，距今约5，630年，经检验其所用麻线是大麻纤维[67]，足见早在5，000多年前大麻已经用于纺织之用。周代政府设“典枲”一职，负责大麻的生产，可见大麻生产的普及。宋元时期以前，大麻纤维一直都是需求量最大的纺织纤维。首先，宋元之前大麻的种植比较普遍，较苎麻、葛要广泛得多。如秦汉时期，大麻种植的地区遍及大江南北，除中原外，湖南、四川、内蒙古、新疆等地也都有种植。此时，葛的种植区域仅限于南方和黄河中、下游的豫州和青州，苎麻的种植区域仅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其次，大麻织物早在商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如河南安阳殷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商代崖洞墓船棺中都有大麻布出土。从发现地点上看，大麻织物的使用在商代就已经具有普遍性。宋元之后，棉花种植的大规模普及导致大麻地位逐渐下降。

（3）苎麻的使用较大麻的使用要晚一点，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完整的苎麻叶和苎麻绳，钱山漾遗址出土的苎麻残片，表明苎麻早在4，000～5，000年前已开始使用。秦汉时期以后其种植和服用基本集中在南方，南宋之后在棉花服用迅速发展的打击下，种植区域开始逐渐萎缩，主要集中在浙江、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福建、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区。

2.非主流植物茎皮纤维

菅和蒯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诗经·陈风》有“东门之池，可以沤菅”[68]，《左传》有“虽有丝麻，无弃菅蒯”[69]，可见两者在先秦某个时候曾经用于织造服装。

蕉麻出自芭蕉树。清代《南越笔记》云：“布蕉多种山间，其土瘠石多，则丝坚韧。土肥则多实而丝脆，不堪为布”，可见只有生产在贫瘠土壤中的芭蕉才能用于织布。在中国古代美术作品中，现知最早出现芭蕉形象的是明代钱榖（1508～1572年）所绘的《竹亭对棋图》（图2-27），图中竹亭旁有一株硕大的芭蕉树。但关于蕉麻使用的最早记录却早在东汉《异物志》中就有了，志云蕉麻：“茎如芋，取濩而煮之，则如丝，可纺绩……则今交阯葛也。”《异物志》是介绍岭南地区的怪异之物、稀罕之物，可见蕉麻织造在岭南也是不常见的，不然不会列入“异物”之类。其后，三国时期的《南州异物志》、西晋时期的《广志》和《南方草木状》、南宋的《岭南代答》都记载蕉麻的利用情况。从唐代开始，各蕉布产区每年都要以蕉布作为土贡，献给朝廷，这种做法直到元代因棉花普及而停止。

苘麻、黄麻现多用于制绳、造纸，其服用价值并不是很高。苘麻早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绳索中见其身影，苘麻布在春秋以前多用于丧服，秦汉以后不再用于衣着，只用于包装用布、绳索、雨披等物。其相关介绍记载于南宋罗愿（1136～1184年）的《尔雅翼》、元代王祯的《农书》中。中国出土最早的黄麻织物实物，发现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代墓葬中。关于黄麻植株的最早文献介绍载于宋代的《图经本草》，而关于黄麻纺用的介绍载于清代张宗法（生卒年不详）的《三农纪》卷12：“黄麻剥其皮可绩布，可为绳索，造履甚良，制纸亦佳。”亚麻在中国何时利用，现尚不清楚，直到清代《三农纪》中才有一些记载。

二、植物茎皮纤维的初加工

植物茎皮是由纤维素、木质素、胶质及其他一些杂质组成。纺纱前须将可纺纤维与它周围布满的胶质等杂质分离并提取出来，这种分离和提取纤维的初加工过程，即是现代纺织工艺中的“脱胶”。

1.葛纤维的初加工

葛纤维的初加工先后经历了直接剥取法和煮练法。葛是已知最早被纺用的茎皮纤维。葛与其他植物茎皮纤维不同，它的单纤维比较短，一般在1cm左右，如果完全脱胶，所脱胶的纤维将呈单纤维分散状态，而在此状态下的葛纤维太短，纺纱价值不高，因此只能采用半脱胶的方法，取其纤维束进行纺纱。

葛纤维的初加工在开始后很长时间内采用直接剥取法。它的方法是用手或器物剥落植物枝茎的表皮，揭取出茎皮纤维，粗略整理，不脱胶直接利用。这是加工植物纤维的最早方法，此法制取的纤维粗脆易断，后来便很少采用了。河姆渡出土的部分绳头，经显微镜观察，发现所用纤维均呈片状，没有脱胶痕迹，可能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制取的。

直到春秋时期，葛纤维的初加工才采用煮练法。煮练法比之沤渍法，纤维脱胶均匀，只要控制好水温和时间，就能很好地掌握脱胶程度。所以，煮练法仅用于葛纤维，其工序分别是剥皮、刮青、脱胶、分劈。其最早葛脱胶的记载见于《诗经·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为绤，服之无。”此后，葛的使用逐渐衰落，其工艺也少见于文献之中。

2.其他植物茎皮纤维的初加工

除葛以外的其他茎皮纤维属于相对较长的纤维，其工艺先后经历了直接剥取法、沤渍法、灰治法三个时期。

（1）其他茎皮纤维的直接剥取法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之间使用。

（2）沤渍法则开始使用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浙江钱山漾出土的苎麻布的纤维，在显微镜下观察，有明显的脱胶痕迹，说明纤维很可能是经过沤渍的。沤渍法是一种脱胶的方法，将植物茎皮放入水中，通过一段时间的沤渍，使纤维呈束状裸露出来的方法。其工序是剥皮、刮青、分劈、脱胶。其原理是茎皮在水中浸泡过程中，分解出各种碳水化合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成为水中一些微生物生长繁殖的养分，而微生物在生长繁殖过程中又分泌出大量生物酶，逐步地将结构远比纤维素松散的半纤维素和胶质分解掉一部分，使纤维呈束状显露和分离出来。已知最早描绘沤渍法的古代美术作品是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后室南壁画中的沤麻场景（图2-28），画中有三个方形沤麻池，池内堆着麻，有人正在池畔进行沤渍操作。这幅壁画与《后汉书》中的记载相符，2世纪中叶，崔寔（约103～约170年）任五原太守（今和林格尔地区由五原郡管理），发现当地适合种麻，但当地百姓不知道纺织，因此他制作纺织机具，教给当地百姓。很可能，中原地区的桑麻之业就是在那时传入今内蒙古南部的[70]。

虽然关于沤渍法的最早美术作品出现于东汉时期，但最早关于沤渍法的文献见于春秋时期成书的《诗经·陈风》中：“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苎”“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关于沤渍季节，载于西汉《氾胜之书》中：“夏至后二十日沤枲，枲和如丝。”这是十分科学的论断。因为夏至后气温较高，水中微生物的繁殖加速了生物酶的分泌，便于分解纤维上的胶质和半纤维素，加工出的纤维也十分柔韧。关于沤渍时间和用水，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指出：“沤欲清水，生熟合宜。”北宋孙氏注：“浊水则麻黑，水少则麻脆。生则难剥，太烂则不任。暖泉不冰冻，冬日沤者，最为柔韧。”[71]元代王祯《农书》记载着中国南、北方沤渍法的不同，“大凡北方治麻，刈倒即束之，卧置池内。水要寒暖得宜，麻亦生熟有节，须人体测得法，则麻皮洁白柔韧，可绩细布。南方但连根拔麻，遇用则旋浸旋剥，其麻片黄皮粗厚，不任细绩。虽南北习尚不同，然北方随刈即沤池，可为上法。”[72]

（3）灰治法是指把已经半脱胶的纤维绩捻成纱，再放入碱性溶液中浸泡，使纤维上的胶质尽可能地继续脱落，使纤维更加精细、柔软、洁白，从而织造出更高档的织品。

到底灰治法是什么时候开始应用的？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礼记·杂记》中有载：“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缌，加灰锡也。”东汉末年郑玄注：“缌精粗与朝服……同而疏也，又无事其布，不灰焉。”隋唐鸿儒孔颖达正义：“加灰锡也者，取缌以为布，又加灰治之，则曰锡，言锡然滑易也。”《仪礼·丧服》传：“锡者何也？麻之有锡者也。锡者十五升抽其半，无事其缕，有事其布，曰锡。”郑玄又注：“谓之锡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很多学者据这两则材料认为商周时期已有灰治法使用，但疑问有三：

①关于编订《仪礼》《礼记》中技术文字的方法疑问。秦始皇统治时“焚书坑儒”和秦末大规模战乱，导致先秦时期的大部分典籍都被焚毁。到西汉初年《仪礼》《礼记》才被重新编订，它们虽然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周代的礼仪，但有些涉及生产技术方面的记录可能带有历史的辉格解释——以西汉时的技术来界定周初时的技术。毕竟西汉初年距周初近800年之久，加之“焚书坑儒”和秦末战乱的毁书，不知《仪礼》《礼记》的编纂以何为据？即使口口相授，必定也有很多错误和误传。此外，当今纺织史学界引用《仪礼·丧服》《礼记·杂记》中相关文字时，用的注解是东汉时期的郑玄和隋唐时期的孔颖达的解释，注解之人对于技术的注解是否正确，是否用他所处时代的技术来解释，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②关于原创者的疑问。《仪礼》和《礼记》中的技术描写，必定与原创者所处时代的技术一致，而对原创者的疑问必然导致对这两本书中关于技术描写的断代疑问。《仪礼》编订于西汉初年，《礼记》编订于西汉晚期，《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仪礼》的文章选集。自古至今《仪礼》到底是何人所作？一直争论不休。从西汉时期开始，中国经学史就发生古文、今文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古文学派传授的儒家经典用先秦古文字书写，并且认为六经包括《仪礼》都是西周初年周公所制。今文学派传授的儒家经典用西汉通行的隶书书写，其六经都是孔子所制，他们认为《仪礼》为孔子所制。宋代以后又出现疑古学派，在这些疑古学派学者中，虽然有人认为《仪礼》成书于战国之末，也有人认为《仪礼》为汉儒所作，但他们的观点是《仪礼》既与周公无关，也不是孔子所作[73]。因为《仪礼》所著内容晦涩难懂，其后特别是西汉时期讲授礼的人观点并不统一，出现百家争鸣的状况。《礼记》最终成书由西汉晚期戴德（生卒年不详）完成，他编订了战国至秦汉年间众多儒生对周礼的解释。《礼记》中关于技术的描述是否真的是西周、或春秋、或战国、或西汉时的技术？这真是很难界定的，因为《礼记》中的不同篇章是由不同时期的人完成的，并且最终由西汉晚期的人编订。

③从文献上看，《仪礼》《礼记》描述周初就有灰治法，而《诗经》中描述春秋时期还在使用沤渍法，这似乎出现技术发展的反演现象，即先进的技术先被发明出来，这显然是有疑问的。

基于以上三点质疑，周初不太可能出现灰治法。从已有的考古和可靠文献证据来看，灰治法可能出现于春秋战国之交。其理由有二：

①考古实物上的证据证明最晚在春秋战国时期已采用灰治法。陕西宝鸡高泉春秋墓葬出土的苎麻布，在显微镜下观察，纤维几乎都呈分散的单纤维状态，且纤维表面光滑，没有胶块、碎屑等夹杂物；长沙战国墓出土的苎麻布，经分析，经密为28根/cm，纬密为24根/cm，比15升布还细密；湖北江陵西汉初年古墓出土的麻絮，经用金属光谱分析，发现纤维表面附有大量钙、镁离子，与现代化学脱胶的苎麻绒分析结果相似。从这些实物看，如仅采用沤渍和煮练，纤维不可能加工得如此精细，纤维上也不可能残留金属离子，只有采用灰治脱胶，才能达到如此高的脱胶质量。

②从文献上看，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的《考工记》中有使用草木灰湅帛的记载：“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挥之；而沃之，而盝之，而涂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湅。”这段文字中的“栏”即楝树，楝叶灰水呈碱性，渗透性较好。楝叶是传统练丝原料；“蜃”是蚌壳，它也含有碱性物质，“淫之以蜃”指的是浸泡在蚌壳灰水中[74]。由此文献可知，春秋战国之际工匠们已经知道用碱性溶液练帛，这应该可以佐证他们也懂得用灰治法处理植物茎皮纤维。

春秋战国之交发明的灰治法一直沿用，元初编纂的《农桑辑要》也是基本沿用，因为书中这样描写：“其绩既成，缠作缨子，于水瓮内浸一宿。纺车纺纥，用桑柴灰淋下水内浸，一宿捞出。每五两，可用净水一盏，细石灰拌匀，置于器物内，停放一宿。至来日泽去石灰，却用黍秸灰淋水煮过，自然白软。晒干再用清水煮一度。别用水摆拔极净，晒干逗成，铺经胤织造，与常法同。”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发现，较春秋战国时期的灰治法，《农桑辑要》中采用的灰治法仅在材料上发生了改变，已经懂得使用桑柴灰、石灰、黍稭灰作为材料[75]，其工艺操作方面变化并不大。其后，王祯《农书》、徐光启《农政全书》中都介绍了灰治法，其法基本沿用《农桑辑要》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