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国际贸易与经济政策

6.1 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

这里要讨论古典贸易理论的三个方面；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穆勒的互惠理论以及影响国际转账机制的两种主要观点。不过，指出下面一点是重要的：古典理论的这些方面虽然对理解以后的争论极为有关，但它们并不构成完整的古典贸易理论。古典派对国际贸易的讨论是非常广泛的。例如，麦克库洛赫就遵循斯密在增长范围内分析贸易的方法，假定国际因素的变动性，并以绝对优势来解释贸易。马尔萨斯则同李嘉图的生产性效率看法相反，强调的是从贸易中能够获得的效用。此外，贸易讨论往往同政策争论纠缠在一起，从战时的货币问题到商业政策和帝国问题。

比较优势

贸易纯理论的古典讨论的出发点是李嘉图《原理》第七章，这是因为，尽管这个理论所依据的比较优势理论最早是托伦斯提出来的，促使它被广泛接受的是李嘉图。在李嘉图理论中，关键性的假设条件（这不同于斯密的假定条件）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都是流动的，但在各国之间不可流动。这意味着，决定各国间贸易物品的相对价格的法则不同于各国内部相对价格的决定法则。李嘉图理论是从一种实物交换经济的远景中发挥出来的；在这种经济中，有两种获取商品的途径：一种是直接生产，另一种是生产出口品并以之交换所需商品。当一单位劳动用于出口生产比用于国内生产能为本国生产更多商品时，该国将会选择通过贸易得到这些物品。这就是说，各种商品生产所需的相对劳动成本在国与国之间是不同的。

这一点在李嘉图有名的例证中得到了极好的说明，其中生产成本假定如下：

在这个例子中，葡萄牙在两种商品上的生产效率都比英国高；但是，如果贸易条款规定酒被估价得高出8/9单位的衣服，那么葡萄牙就愿通过贸易获得衣服，而不是在国内生产它。假定贸易条款调整到1单位衣服比1单位酒（举此数字只是为了简化），葡萄牙90人1年的劳动能直接生产1单位衣服；但如用于生产酒以便出口，则同量劳动可生产90/80=1.125单位的酒，这些酒可交换到1.125单位衣服。依照这个比率，英国亦可从贸易中获利，因为英国能够通过贸易以低于本国生产的成本取得1单位酒。

在一种实物经济中，上述论证可以直接适用，但在货币经济中，贸易将取决于货币价格，而不是相对劳动成本。李嘉图这里的论证涉及货币——流动机制。在上述例证中，假定劳动的黄金价格在英国和葡萄牙是一样的，商人们将在葡萄牙购买衣服和酒（比英国价格便宜），以便海运到英国。这些物品必须以黄金支付，结果是硬币从英国流向葡萄牙，这反过来又提高了葡萄牙的价格，降低了英国的价格。黄金的流动和价格的变动将持续到贸易平衡时为止，这只有在英国衣服更低廉，葡萄牙酒更低廉时才能发生。换句话说，黄金流动机制将保证一国拥有比较优势的物品比等值的外国商品售卖得少，而它具有比较劣势的物品却售卖得多。用李嘉图的话来说：“货币在各国的分配数量都刚好只是调节有利的物物交换所必需的数量。”因此，货币经济中的贸易能以分析实物经济贸易的方法来进行分析。

相互需要

古典贸易理论中同后来的发展相关的第二个方面是穆勒的相互需要理论。他首次发表于《论政治经济学中若干未决问题》，后来又在《原理》的一章中加以发挥，埃杰沃斯描述该章为“伟大的一章”。穆勒的出发点是李嘉图的框架，其中“所有的贸易实际上都是实物交易”，而且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能流动。穆勒指出，尽管李嘉图的理论能够解释各国为什么愿意进行贸易，但它不能解释物品实际交易的价值：相对价值可以处于两国比较成本所调节范围内的任何一点。穆勒的解救办法是回到他所谓的供求“先前的法则”上去。他的结论是：“当两国同时以两种商品交易时，这些商品相对于彼此的交换价值将调整到符合双方消费者的爱好和环境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每国所需从邻国进口的物品量，将恰好足以相互支付。”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准备进行在生产成本上不如本国的那些项目的交易，因此，这一机制会使相对价值处于比较成本所规定的界限之间。

在研究了两个国家和两种商品的场合并得出上述结论之后，穆勒进而扩大了这一理论，引进了运输成本，更多国家和更多商品，发现同样的规律——他称为“国际需求方程式”仍然适用。特别重要的是，他还分析了需求和成本条件的变化。他发现对一国出口需要的增长会改善贸易条件，而对进口需要的增长则会使其恶化。最极端的情况是，当一国希望出口的物品比邻国想进口的多（不管价格如何）时，相对价值将等于那个国家的相对成本：得自贸易的所有好处将自然地增加到它的邻国身上。生产成本的变动显得更复杂，因为它的效果取决于相对价值变动时需求如何变动。穆勒分析了三种情形，分别与有弹性、无弹性和弹性为1的需求相适应，他发现成本减少的后果在每种情况下都有所不同。

李斯特和保护主义

古典贸易理论的一个替代物是由弗里德利希·李斯待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中提出的。他批评古典理论是反历史主义的，批评他们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李斯特为保护主义政策进行申辩，认为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执行保护主义政策来发展它的“生产力”。同一国现时的财富相比，他更重视其“生产力”，理由是，增加生产力比增加现时消费更重要。

尽管李斯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但他对保护主义的关注同古典的贸易理论并不是不可相容的，例如，约翰·穆勒就接受过弱小工业对贸易的影响的看法，尽管同李斯特相比，他赋予这种看法小得多的意义。

转账机制

古典的转账机制讨论引起了金块争论，因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单方面转账对金块价格的影响。最著名的古典转账机制理论是休谟的价格—硬币—流动机制，桑顿曾用它来反对强硬的金块主义立场。按照这种观点，单方面支付将引起硬币外流。这会使支付国价格下跌，接受国价格上涨。这些价格变动将使支付国达到国际收支盈余，足以支付这种转账。

不过，休谟的价格—硬币—流动机制不仅仅是出现在古典讨论中的转账机制，它还表露了这样一种观念：单方面转账直接导致的是需求从支付国转账到接受国，而同任何硬币流动无关。在战时的通货讨论中，这种需求转账机制表现在桑顿和威特利的著作中。但引起对需求转账机制最透彻分析的课题是在爱尔兰，在这里，实际的租金由爱尔兰人支付给了英格兰的不在所有者（absentee landlords）。

对这个问题的早期论述是福斯特提出来的（1804）。他的理由是，不在者的汇款使需求从国内转移到国外市场，并没有任何黄金流动或汇率的变化。关于不在土地所有者，他指出：“从理论上考察不在者的影响的最正确的方式也许是，假定他们继续留在爱尔兰，他们仍生产出一定量产品，其价值等于他们的租金，而且在爱尔兰消费掉这些租金。但是，如果他们生活在英格兰，他们生产的产品量与在爱尔兰时相等，却在英格兰消费掉它们。在两种情况下，爱尔兰工业产品同对这些产品的消费是相等的。”虽然在两种场合被消费的爱尔兰产品数量相等，但消费者不同。当他生活在英格兰时，消费爱尔兰产品的不是所有者，“他是使别人变成爱尔兰其他种类产品消费者的原因”。虽然这种机制是为爱尔兰设计的，福斯特还是把同样逻辑用于战争经费和对外借贷的分析。所有这些转移的需求，以及由此引起的出口方面的等量的增加，都与硬币流动或汇率变动无关。

对不在者的汇款和对外借贷的这些论述，得到了一些最重要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赞同，其中包括约翰·穆勒、麦克库洛赫、西尼尔和加尼斯。

指出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虽然关于转账机制的这些讨论集中于由此转账引起的需求的转移，但是它们与凯恩斯主义的收入调节机制不是一回事。前者着重于借贷或汇款本身所代表的需求的转移，而凯恩斯的下述想法却未觉察到：收入的变化将大于贸易平衡所要求的变化。不过，因为古典经济学家没有乘数概念，所以难以区分任何收入调节机制和直接的需求转移。

我们还没有说到李嘉图。他坚持金块主义者立场的理由有时被作为对需求转账机制的支持。一种替代的解释（同李嘉图经济学的其余部分更为一致）是，他的理由同转账机制问题并不相干。转账机制是一个短期问题：通过这种机制调整到均衡。而李嘉图研究的是长期问题。例如，他认为，金块将不会出口，作为对歉收的反应，因为人们知道歉收只是暂时的：如果他们长时间等待，局势就会明朗，金块运动将没有必要。同样，李嘉图研究的是外债存量（stock），而不是外债流量（flow）。李嘉图习惯把长期和短期套在一起，这造成一种误解，似乎他的理论同转账问题有关。

6.2 英帝国

这里谈及英帝国出于两个理由：[1]它是古典理论政策应用的主要地区，特别是贸易分配和增长理论的运用。[2]它激起了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欧洲以外世界的发展的观点，这是后来的帝国主义论和经济发展论的重要背景。

斯密与边沁

从1776—1820年，不列颠经济学家以及更一般来说的激进的观点，对英帝国和政府谋求恢复由于丧失美洲殖民地而被瓦解的旧殖民体系是持批评态度的。在这方面发挥了压倒一切影响的是斯密的《国富论》。斯密在这部著作中对英帝国殖民制度的批评主要是循着两条线进行的：[1]绝对优势理论暗含着这样的思想：各国如从最便宜的货源进口货物，即可从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而殖民制度所涉及的保护关税和对贸易的限制却意味着不能从最便宜的供应地，而要从帝国内更破费的供应地购买货物。[2]殖民制度所创造的垄断人为地抬高了殖民地贸易所得的利润率，把资本从其他的各种活动中吸引走了。由于把贸易转移到不太有利的渠道，“该国工业……也从更有利的产业被转移到较少优势的产业，它的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不是增加，而是按照立法者的意愿，必然被每项这样的规定所减少”。这并不是说，开发殖民地从未增加欧洲各国的财富。斯密指出，通过不断扩大市场范围，贸易扩张和殖民地确实带来了有利的后果。问题在于，由于创造了垄断，从殖民冒险获得的利益要比没有垄断的情形为少。假定没有重商主义者对贸易的限制，国内经济结构就会大不相同，因为国内和欧洲贸易将会大得多。

尽管斯密批评殖民冒险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制度，但他指出，获得新的殖民地有助于保持利润率。在斯密看来，资本积累可以增进资本的竞争，从而降低价格，提高工资，进而降低利润率由于殖民扩张为一部分资本提供了出路，因而有助于防止利润率下降。但是，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点，也会迷失方向。原因有二：[1]斯密并未被利润率下降的前景所吓倒。[2]他相信，改良的愿望加上分工，意味着离任何静止不变的状态仍然很远。

边沁是继斯密之后反帝国主义的主要代表者，他虽然受惠于斯密者甚多，但也提出了若干自己的见解。在经济方面，边沁引述萨伊定律的说法，指出在殖民地使用的资本，在国内也能得到同样有利的使用。因此，他不同意斯密关于殖民地能为剩余资本提供出路的结论。通过强调把资本储备品（而不是斯密的更一般的市场范围观念）作为经济活动水平的决定者，边沁就向更严密的贸易作用的观点前进了一步。此外，边沁强调了各种政治因素。他宣称，作为他的普遍和平计划的一部分，殖民地的解放会减少国际冲突。

不过，观其一生，还不能说边沁坚持反殖民主义立场。他对萨伊定律的严密解说为下述观点开辟了道路，即承认资本积累可能先于国内投资机会。资本输出被看作是防止利润率下降的一种可能的解救办法。

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也是反对殖民主义的，虽然他们的根据有所不同。在贸易和利润率方面均持不同观点的李嘉图，否认资本在殖民地的出路能够影响全面的利润率。此外，在反对限制贸易的同时，李嘉图也承认下述可能性：尽管建立了殖民地贸易的垄断机制，一国仍能以牺牲殖民地为代价，采用于己有利的贸易条款而获利。麦克库洛赫的反应反映了经济形势的变化，他认为李嘉图的论证虽然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不适用英国的情况。法国革命前，英国不过是许多殖民强国中的一个，但在1815年以后其贸易霸权地位就是无可争议的了。另外，美国独立后贸易的巨大增长说明，殖民法规对繁荣贸易是不必要的。反对殖民地贸易限制的呼声对经济学家不普遍了，因为这些限制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

霍顿和有组织地移民

反对建立殖民地的浪潮在19世纪20年代低落下去，殖民问题的讨论转向了形形色色的移民方案，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霍顿的方案。向殖民地移民被看作是减轻贫困和减少济贫费用的一种手段。霍顿的方案提出给贫民移民一定的财政援助，帮助他们在加拿大建立农场。他指出这样做所花的费用，即使在扣除了给他们足够维持到自立的资本之后，也能在不多几年内从济贫费中节省下来。

霍顿方案的讨论集中于工资基金，以及人口增长对该方案实施可能引起的生活水平提高的反应。霍顿以工资基金论立论：假定该方案能够在财政上自给，便可在不减少工资基金的情况下迁移贫民，并使实际工资得以提高。批评者指出，该方案不可能在财力上自给，工资基金将会减少，从而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即使工资基金不被减少，也可以说，在国内对贫民加以生产性使用比把他们送到殖民地要好。此外，在所有这些工资基金讨论的背后，还存在着马尔萨斯的异议，即人口增长将会填补移民留下的任何空白。

威克菲尔德和有组织地殖民

威克菲尔德和殖民地改革运动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的殖民方案虽然也涉及向殖民地移民的问题，但它同霍顿的方案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它所关注的是殖民地本身，而不单是该方案对殖民地宗主国家的影响。这种差别的出现，源于其更接近于斯密时代而不是李嘉图及其追随者时代的经济发展远景。威克菲尔德的论据也就是斯密的论据，即进步是同专业化，特别是同威克菲尔德所谓“普遍的结合”（涉及资本积累、市场扩张和分工的一种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威克菲尔德指出，许多殖民地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口分散于广大地域，致使市场未发展得足以促进分工。有限的专业化意味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不如欧洲，这又抵消了更丰饶土地的有利效果。威克菲尔德还搬出了斯密的供求利润论以及贸易为剩余产品提供出路的思想。威克菲尔德的关键性概念是“生产领域”，这是一个描述利用资本和劳动范围的有伸缩性的名词。尽管适宜土地的获取是决定生产领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生产领域可以扩展。假定继续扩展生产领域，资本和劳动便能在不改变利润率和工资率的条件下得到增加。

威克菲尔德的殖民计划涉及两件事:[1]政府在殖民地必须规定“足够的”土地价格。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建立土地对劳动的最优比率：这会遏止过度地使用土地并迫使新移民在他们自己成为地主之前的许多年间充当雇佣劳动者。[2]来自出卖土地的款项应用于资助向殖民地移民，从而把出卖土地和移民联系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移民计划能够“自我调节”，使人口增长和土地利用相平衡，结果是专业化，以及土地相对于劳动显得过多时利用更有效的技术。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威克菲尔德的方案有合理之处，但它还有另一面。该方案的目的是把欧洲的等级社会移植到殖民地：威克菲尔德期望以此吸引欧洲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移民到殖民地。在威克菲尔德看来，在一个土地低廉的国家产生出的平等社会，在文化上是一种倒退。他并不是美国社会制度的赞美者。

威克菲尔德的方案得到了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的支持，其中包括约翰·穆勒。只有一位主要经济学家坚决反对威克菲尔德的方案，他就是麦克库洛赫。麦克库洛赫认为，一定程度的（土地）集中是必要的，但威克菲尔德的方案会引起过分的集中。通过下述办法即可使土地达到足够的集中：土地转让只同移民的资本成比例，规定凡移民不能改良土地者必须把土地归还给国家。不仅如此，土地低廉是重要的，因为低廉土地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主要优势。对土地征收高价势必把殖民地推回到旧国家的状态。

与威克菲尔德形成对照的是，麦克库洛赫坚信移民是懂得他们利益所在的，他们要求低廉土地是正确的。与此观点相吻合的是，麦克库洛赫支持建立新殖民地但不赞成保持对殖民地的控制。他对英国控制殖民地（如印度）持强烈批评态度。他认为这会造成损失，这不仅因为军事开支，而且因为它们破坏了正常贸易。从殖民地贸易中所获好处能够在没有维持殖民地代价的条件下得到。

6.3 经济政策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有时被认为是自由放任年代。在这些年代，在斯密和李嘉图的影响下，各国政府撤除了对经济的重商主义限制，将干预保持在最低限度。例如，斯密的著作广泛传播，好几届首相（从诺芝到皮特）向他讨教。保护关税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被撤除了，这个运动由于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而达到顶点。在接下来的时期，一系列商业条约把自由贸易制度扩展到整个欧洲。政治经济学由于这个运动及其所展示的前景而赢得了信誉。

在对待经济政策态度上，斯密的影响确实是深刻的，他坚决主张贸易自由也是无疑的，但如果把他描绘成一位鼓吹纯粹的教条式的自由放任的人就错了。斯密看到，如果要使竞争带来有利结果，必须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古典政治经济学有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实施对竞争的限制的必须是政府，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有一些活动，如果政府不管，谁也管不了。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们主张国家干预的领域不仅包活国防、审判和实施条约这样显而易见的方面，而且包括公共卫生、教育、规定食品质量以及交易标准，提供医疗、修建道路、港口、桥梁、灯塔以及设立邮政局。

在承认斯密影响的同时，也应看到他并非对经济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唯一的人，也还有另外一些人，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边沁。虽然他坚决主张自由放任，但他对这个一般原则比斯密和李嘉图提出了更多的例外。不仅如此，边沁的功利主义标准，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原理，以及他的改革热情，可以看作是为政府机器功能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基础，这种转变发生在19世纪中叶。没有这个转变，国家作用在20世纪的巨大扩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把19世纪初期作为自由放任时代的看法为什么会如此流行呢？可以举出若干理由。

第一，斯密对重商主义以及政府有组织地谋求控制贸易方式和经济活动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斯密的追随者也持这种态度。然而，即使在这里，事情也比初看上去复杂得多。例如，斯密对某些重商主义限制是维护的：高利贷法（征收最大限度的利息率）有助于防止浪荡公子从投标基金中拿走生产投资基金。航海法有助于维持海员水手的供给，这对国防是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一些重商主义限制遭到反对，与其说是因为它们空泛许诺自由放任，不如说是因为它们有利于共同体的一方而损害另一方。

第二，有时过分夸大了李嘉图的作用。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主要古典经济学家所无法比拟的。他是直接从高度简化的模式中做出政策结论的。他赞成一种严格的货币法则，并以坦率的马尔萨斯主义为基础反对济贫法，尽管在这两个课题上他赞成逐步实行。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更典型的人物，如西尼尔、麦克库洛赫和约翰·穆勒，他们所用的简单的理论模式带有更多的限制。李嘉图在经济理论上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他应被看作古典派对政策的态度的代表。

第三，有这样一些人物和组织，他们对自由放任的态度受到的限制较少。例如，有赫伯特·斯宾塞的强烈个人主义哲学，也有福音教派基督徒，他们以伦理说教来责备政府企图减轻竞争的后果。但这些人往往不全是经济学家，即使是的话，也很难说是主要的。而主要的经济学家（如西尼尔和麦克库洛赫）则是非常慎重的。这些拥护自由放任理论家的出现意味着，加尼斯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同特定的政策要求联系起来的警告是明智的。

第四，反谷物法的辩论以及科布登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支配了19世纪中叶的贸易政策讨论。当外国经济学家攻击自由贸易时，常把它们称为“曼彻斯特主义”。但这个运动不是由经济学家领导的。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对废除谷物法抱同情态度，但他们也有不少保留。拥护自由贸易不仅基于经济理由。这对科布登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他拥护自由贸易既基于纯经济论证，又基于他的和平主义；对他来说，自由贸易是增进和平和减少军国主义的一种手段。

不过，在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自由放任态度有关问题上的主要理由也许是他们的著作经历时间太久。从斯密的《国富论》（1776）到加尼斯的《基本原理》（1874）实际上是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空前的变化。斯密时代决策者们所面临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同19世纪上半期急速发展的工业化和都市化所带来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大部分立法，都是试图处理与都市化有关的新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家们更普遍地受到教育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是因时而异的。因此，对自由放任所出现的似乎抵触的陈述，简单的解释就是时代变迁了。经济学家们对工厂立法的态度就是一个例子。他们通常赞成对童工和女工劳动时间立法，也赞成劳动条件立法，但不赞成对成年男工劳动时间立法，因为这有时是由对各自的行为负有责任的人们之间的契约规定的。然而，即使在这里，经济学家们也远非教条主义者。他们像对其他问题一样，对工厂立法采取了一种公正的实用主义态度，它随时代而变化，并对他们面临的新环境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