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原谅魔鬼，但决不原谅庸人”——“新时期”初期作家创作心态研究（之一）

一、“和我们在一起吧！”

1972年春，靳凡（刘青峰）完成《公开的情书》初稿。初稿先以“小红书”的形式在朋友中流传，1979年刊载于杭州师范学院的油印刊物《我们》上。其后，经过大幅删改，小说正式发表于《十月》1980年第1期。正是这次删改，使我有理由认定“十月版”《公开的情书》是新时期文学之初的典范文本。

《公开的情书》深镌着时代烙印。1971年，随着“9·13”事件的发生，革命的意义系统瞬间坍塌，人们从狂热中惊醒，一时间虚无、怀疑、痛楚，继而平静、深思。黄子平认定这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来临：“所谓‘七十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九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不过，历史虽已悄然转向，旧戏却仍在上演，人们便只能“……用独特的方式，如极其私密的个人通信、与朋友共同读书或聚谈来构建另一种精神生活”。通信或聚谈，就是努力拓展一种新型的、葆有弹性的公共空间，就是为即将展开的历史新戏编写脚本。《公开的情书》以书信记录一代人的心路历程，正应和了时代的特征。《公开的情书》走得更远，它还要以“批”的方式在写信人与收信人之外强行掺入第三者的声音，彻底驱逐通信的私密性，从而构筑起脆弱却义正词严的公共空间。但是，问题随之而来：情书如何公开，公开了的甚至专为公开而写的情书还是情书吗，此情还是你侬我侬之情？开放的情书书写会不会不知不觉中被某种修辞编码并限定？写作、流传及刊行“公开的情书”的时代与书信体、日记体、忏情书大行其道的五四又有怎样隐秘的相关性？这批情书的发表距写作已隔八年，八年前的旧形式和老话题又凭何种魔力吸引着时过境迁了的人们关注和沉迷？种种问题显然不可能在小说中汪洋恣肆到空洞无物的议论和蒸郁勃发到委顿衰竭的抒情中找到答案。就像老久在朋友致真真信上面批注：“我服从时代精神的裁决。”靳凡也只不过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她被时代精神附了体，才会写下这些既混乱、杂沓又真挚、炽热的情书。所以，打开真相之路就不仅是看看靳凡及其笔下人物说了些什么，还要看看他们欲言又止地隐藏了些什么，更要看看他们是如何议论、怎样抒情的，如此大概能够窥见庞大的、不可言说的时代精神。

《公开的情书》的故事类似于《青春之歌》的一女多男模式，描写了真真与四个男人之间的情爱纠葛。这种纠葛乍一看来是不洁的、堕落的，但是，真真的情路恰如道静的既坎坷又光明的情史，勾连上了革命、事业、时代、人类之类神圣词汇，于是，不管是沉迷还是背叛，都拥有了毋庸置疑的合法性——温婉的情人原来是百炼成钢的战士，在多个男人之间的穿梭原来是朝向正义的无限迫近和皈依。杨沫把三个男人分成虚伪的个人主义者和坚定的革命者两大类，同样，靳凡也把四个男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或如石田般谨小慎微、享受平凡或如童汝那样深谙世俗规则、如鱼得水，一是如老久、老嘎一样摒弃平庸、恶俗的世俗生活做一个勇敢、坚韧的战士。杨沫不无留恋地抛弃了余永泽，把道静依次许给卢嘉川、江华，靳凡则毫不留情地唾弃石田和童汝，让老久不由分说地俘获了真真的芳心。靳凡远比她的“十七年文学”前辈激进啊。老久和真真站在石田、童汝的对立面，他们的爱情就一定是反物质、反肉身、反日常的，所以，他们从未见过就能够爱得死去活来，无须肌肤之亲也可以颠鸾倒凤，精神的交锋竟比肉身的交合更能掀起歇斯底里的快感，性的癫狂竟在最贬抑性、放逐性的时刻爆发，这真是一幕当代拍案惊奇。他们的爱情还脱离了任何低级趣味，比如自私、嫉妒，成为一场公开的恋爱，群体性恋爱。你看，老久痛斥因为爱上真真而痛苦、畏葸的老嘎：“为什么你要那样狭隘地对待爱情？为什么我爱她了，你就不能爱她？你应该经常去看她，大胆地爱她。”爱原来可以如此慷慨，一对一的爱倒显出小来。老久还对真真呼喊：“和我们在一起吧！我爱你。”“我”和“我们”难解难分，或者说，只有在“我们”里面才能依稀找到“我”，“我”只能以“我们”的方式存在，爱“我”，就是爱“我们”。这几乎就是群体性恋爱的宣言了。就连局外人老邪门也会大刺刺地把自己卷入这场恋爱：

我来预测一下，我们和她的关系今后会怎么发展。

她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我们是因为追求真理而来的。她是为了追求精神的解放而来的。她将从我们的思想能给她多少光明来判断我们工作的价值。她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在现在的条件下，只有和我们这种人在一起时才能得到。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当中的某一个和她结合将不是没有可能的。

此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势，也来自“我”是“我们”的，“我们”之内皆兄弟的体认。不止于此，“我们”之间那种互渗交融到极致的巅峰之爱，哪是狭隘的、未脱形骸的“兄弟”一词可以比拟，也要远胜一切俗世里的男欢女爱，就像老久如此倾诉与老邪门分离的悲哀：“朋友，也许，除了他以外，世界上只有你知道我的悲伤。难道热恋中的男女的离别能和这相比吗？”此种浓情何以名之？唯有“同志”！有此“同志情”打底，“我们”就成了一个神圣同盟，这个同盟是真理在握的，顺者就是同志，就是战士，逆者就是庸人，甚至敌人。这一同盟还肯定是雄性的、男权的，具有咄咄逼人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根本不加任何掩饰，仿佛天经地义，怎么可能不如此？诡异的是，雄性的同盟在征服女性并以女性的被征服进一步确认自身的时候，从不掩饰对女性的蔑视，老邪门就曾对老久说：“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在理论的深刻性上和我们匹敌的爱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女性之于同盟来说，只是一种“奔放的激情”，一种温柔的力量而已。难怪老久有点恍惚，他对真真说：“也许我爱的只是自己心中的幻影？”是啊，理想幻灭后的老久毕竟还是理想熏陶出来的一代人，他可以拆解甚至摧毁理想的具体内容，理想内里的激情和模式还是在他心里牢牢扎下了根，他以及他的同志们其实把自己当成了领袖，这样的红色领袖一定需要这样的红颜，真真就成了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替代品，就像堂吉诃德把邻村的挤奶姑娘当成女恩主一样。说老久有领袖情结，绝非危言耸听，亦非栽赃嫁祸。你看，老嘎向真真追忆，老久刚刚学会游泳就急着横渡钱塘江。老久的壮举，一定是对毛泽东多次横渡长江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革命豪情的追慕。上岸后，夕阳照着老久的胸膛，他的双眼熠熠闪光，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举手投足之间全是领袖的风范。他更大声说：“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人家”所指再明确不过，“我们”的心也呼之欲出。“我们”就是一群“反基督”!所以，我可以认定，靳凡为了对抗那个虚假的、荒蛮的“十七年”而正面建构起来的理性和激情，仍然是属于“十七年”的。历史从来没有截然的断裂，只有不断的藕断丝连。

既然思维模式大抵还是“十七年”的，那么，骄傲的“我们”就一定会像“十七年”的英雄一样，毫不留情地剪除任何属己的情感和欲望，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伟大事业中去，就像老久的铮铮誓言：“我们要用自己毕生的精力，乃至牺牲个人的幸福，顶住现实的重压，艰难地从事我们的工作……”“我们”原来和“十七年”偶像一样，仍是禁欲主义的，而且愈要献身伟大事业就愈禁欲，愈禁欲就愈有献身的冲动，伟大事业成了欲望的天敌，或者说伟大事业本身就是一座绝对排他的巨大的销魂窟。于是，“我们”如果还有爱的话，就只能是对于伟大事业的爱，“我们”如果被爱，被疯狂地爱的话，就一定是因为“我们”早已和伟大事业水乳交融。这一点，老久亦有绝妙总结：“我的爱情完全是和事业融汇在一起。我分不出我是在爱事业还是在爱爱人。一个热爱我的人，一定爱我的理想和事业；而一个爱上我的理想、事业的人，她必将是我所爱的人。”这样一来，靳凡的情书就一定是也只能是一束“公开的情书”，收件人也绝不会是某一具体肉身，而是抽象的又因极度抽象而无比具体的伟大事业。此一事业在“十七年”是合作化运动，在“文革”是革命，到了新时期则是改革开放，献身的激情则是一向如此的。由此可见，睿智、审慎如靳凡，仍在拥抱滚滚的历史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