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物质尚且还比较匮乏的年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就需要面对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和命运，哪怕是命运充满了磨难，也要砥砺前行。没有人会关注一个农村的穷少年的心理状态，甚至对于国柱父母而言，更重要的事情是养活全家，只要国柱生命无虞，剩下的就让他自己调节吧。
国柱在琴儿的照顾下，慢慢开始舒缓过来，生活还要继续，不会等他一个懵懂少年思考人生。每天看着父母早出晚归，辛勤操劳；妹妹们乖巧懂事，自己却像一个废人一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慢慢地，国柱开始走出屋子，跟着妹妹琴儿一起去干活，不过依然是一副无比颓废的样子，少言寡语，只有琴儿能和他有点交流，其他村里人甚至国柱父母想和他搭上一句两句话都难上加难。
不过总体上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虽然瘸了一条腿，走路姿势略显不自然，但是毕竟还是年轻小伙子一个，能吃、能睡、能干活，这就不错了。
这样过了一年多，国柱慢慢地从心理上得以恢复过来，变得和常人无异，至少在外人看来的除了身体残疾，别的没有什么问题。只有家人和村里很熟悉的人知道，这个孩子的内心已经是另一个人，一个失去了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失去了走出去的渴望和勇气的人，一个安于现状，随遇而安，准备在农村孤独终老的人。
既然要在农村，要当好农民，免得不了就要真正成为一个劳动力，而要真正成为劳动力，就不能一直和琴儿一起干一些割草、锄地之类的轻体力活，这些活在农村里被认为是女人干的活。男人则需要经历砍柴、挑重担、犁地这些重体力活的考验。
国柱骨子里仅存的一丝倔强，让他要直面这些重体力活。砍柴并不是很难，但是要把柴禾从山上挑到家里，却是一个很费体力的工作，而且要看一担柴禾的重量。大多数村里青壮年劳动力上山打一次柴禾，都要超过150斤左右，把扁担压得弯弯的，尽可能地一次性多挑一些回家。国柱的身体状态不能负担这么重的分量，尽管面子上有点失落，但是他咬咬牙，别人一担柴禾他分两次挑回家。从村子里到山里砍柴，需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回就是两小时，别人去砍柴，基本上半天就返回，满满一担柴禾；国柱而要到晌午过后才能把同样的分量的柴禾运到家。尽管艰难，毕竟他做到了。
国柱15岁这一年，农村里开始了土地承包制的改革，村里把所有的田、地按照每户人家的人口数量、肥沃程度进行分配。先把所有土地分好，然后挨家挨户进行抓阄，先抓到的先挑。挑完之后每户人家单独和村里签订土地承包协议。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分配机制，让每一户人家看到了希望。也彻底去掉之前长期集体劳动作业沉积下来的问题。
春耕季节，家家户户都要开始犁地，准备插秧种稻谷，拥有六个人口的田地的国柱父母就有点忙不过来，主要是国柱父亲，大片的农田需要旱犁地，然后放水，放水后水田还要继续耙地，将水田里面的土块弄碎，变成浆糊状，才能在田里插秧。
国柱看着父亲每天累得精疲力尽的样子，于心不忍，决定尝试一下父亲的耕地、耙地。当时的犁和耙、耕牛数量都很有限，村里需要各家轮流使用，轮到的家庭就要尽快完成自家所有耕地、耙地的工作，不然就要轮到下一家，等所有人轮完，就可能错过了最佳的种稻时间，打乱春播的节奏。
国柱趁着父亲中午休息的当口，自己来到地里，开始尝试耕地，妹妹琴儿在前面牵着耕牛帮忙，国柱要做的就是扶好套在牛身上的犁具，保持犁具的平衡，同时要稍微保持向下的角度，将前面的泥土翻起来。这个工作看起来简单，实则有相当大的难度。犁具本身的重量不小，要在坑洼不平的硬泥土地上保持平衡并不容易，而且还需要向上抬起保持一个合适的角度范围，不能多不能少；角度太小了犁具无法深入泥土，翻不起来；角度太大了犁具要么太深导致牛拉不动，要么还没插入泥土就被耕牛拉翻在地。
国柱尝试了几次，都无法掌握好平衡，兄妹两个走走停停，折腾了好久也没有完成一垄地。反而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满脸通红。这个农活对国柱而言的确有点勉为其难，犁需要的就是身体和力量的平衡能力，而国柱恰恰是失去了左右脚的平衡；如果是在平地上还好，关键是犁地的过程，犁具的左边是翻好的地，松软下陷，右边是还没翻的硬土地，坚硬较高。左脚缺陷的国柱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加无法掌握平衡。
国柱的父亲远远看着国柱和琴儿在耕地，内心不是滋味，有欣慰也有苦涩。欣慰的是国柱这孩子有心，虽然身体残疾，也想担负起家庭的责任；苦涩的是看着国柱残缺的身体根本无法胜任这个事情。他默默地接过国柱手里的犁具和琴儿手里的缰绳，开始继续劳作。
国柱憋着通红的脸和琴儿一起回家，和母亲一起去秧苗田里拔秧苗，拔秧苗是相对简单的工作，为了保证存活率，拔秧苗和插秧必须在同一天完成，一般农村10岁的小孩子都可以胜任，也会被理所当然地要求一起去拔秧苗。国柱和琴儿早就是协助父母拔秧苗的老手，三个人一起很快就把当天需要种的秧苗拔好。
等他们扛着秧苗来到国柱父亲这边，国柱父亲刚刚把旱地翻完，正在往翻好的硬泥土田里灌水，灌完之后还要耙田，把大块的泥土耙碎了，和成泥浆装，这样才算整好用来种秧苗的水田，可以种秧苗。
一场地耕下来，国柱父亲累得气喘吁吁，趁着放水的当口歇口气，坐在田埂边上抽一袋旱烟。耕牛则散放在一边吃草，农民们都很爱惜耕牛，宁可自己累着也不让耕牛累着。
水放满了，国柱父亲填好进水的渠口，开始准备开始耙地。耙地相对耕地而言，是比较轻松的活，一方面泥土已经翻开，注入大量的水，不是很坚硬；另一方面，耙具是平放在注水后的水田里，人站立在耙具上，赶着耕牛来来回回走就行。国柱想着耕地自己不行，耙地应该问题不大，看着父亲准备好耙具，便主动走上前去，“爸，我再试试看。”
国柱父亲疑惑地看着国柱，本想着尽快耙完水田开始种秧苗，但是一看到儿子坚毅的眼神，又不忍心打击他的积极性，便把缰绳给了国柱。
国柱扭着身躯，以一个半跨半跃姿势上了耙具，拉紧缰绳，前后左右晃悠了好几回，总算找到平衡，没有掉下来。国柱之前也研究过其他人耙田的动作，重心脚应该在后面，所以他把健康的右脚作为重心脚踩在耙具的后梁上。
但是这只是第一步，牛还站在原地，需要走起来才算成功，但是毫不容易站稳的国柱已经信心满满，他已经看到了自己“驾驭”着耕牛和耙具，一下子把水田耙好的场景。
“啪！”国柱一鞭子打在牛身上，耕牛吃了疼，突然奋力开始拉耙具，国柱本来身体就比国柱父亲要轻一点，无法把耙具踩的更深，自然也没有更多的受力。耙具突然开始加速，国柱还没来得及反应，就一下摔了一个四仰八叉，哗啦一声，后仰躺倒在泥浆状的水田中，满身满脸全是泥水。
“呀！”琴儿尖叫着跑过来扶起哥哥，给他拍掉身上的泥块，用自己的袖子帮国柱擦着脸上的泥水。国柱母亲也正准备过来，但是看到琴儿早已在国柱身边，欠了欠身体，又坐回去继续休息。国柱父亲则默默地收拾已经被耕牛拉翻的耙具，收拾缰绳和鞭子，开始耙地......
国柱浑身上下是泥水，既羞愧又懊恼，还掺杂着一丝失望。也不回家换衣服，而是直接到了水田边的小河里，卷起裤管、挽起袖子，把自己的脸上、手臂上、大腿上都冲洗干净。上衣脱下来拧一下，又重新穿上身。
等国柱父亲耙好水田，太阳都开始西斜，准备开始插秧苗。备受打击的国柱一声不吭地，飞快地插着秧苗；琴儿挨着哥哥，想要跟上哥哥的节奏，但是实在心有余力不足，满满地落在了后面；国柱母亲很快就插完一拨，早点手工回家做晚饭；国柱父亲耙完田，又休息了一阵，也慢慢跟上了插秧苗的进度。一家四口人多，默默地劳动，一亩左右的水田很快就插上绿油油的秧苗。
国柱一身泥泞，湿漉漉，垂头丧气地收拾农具回家。国柱知道，自己想通过当一个称职的农民自食其力，已然是一个奢望。以后父亲老了，不能承受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了，自己该怎么办？这个家该怎么办？
此后的很久，国柱再次陷入了低沉，凡事没有兴致，整个人就像斗败了的公鸡一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经历了人生绝望的谷底，又经历慢慢复苏，从谷底逐渐向上爬，好不容易看到了天空一丝曙光，又重新坠落下去，摔得体无完肤。对于一个懵懂少年，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多么残酷的现实？
更为残酷的事情是这样的心理境遇，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地体会，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没有人有能力帮助他，甚至没有人意识到他需要帮助。
身体的创口会慢慢恢复，肉眼可见，内心的伤痛也同样会慢慢愈合，只是这个过程看不到，摸不着。
国柱的方式是画画，画画一直是他的爱好也是擅长，不过在当时的年代环境下，对于基本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艺术类课程，自然也无法给他提供任何条件和创造的机会和空间。国柱一有空就把自己关在小房间，不断地画画。
他的画只有一个角色----老虎，各种姿势的老虎，有的抬头长啸，有的匍匐狩猎，有的猫步凝视，有的回收望月。每一幅画都画的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不过自从耕地、耙田事件之后，国柱画的老虎有了变化，每一只老虎都成了“残疾虎”，要么只有一只眼睛、要么瘸了前爪，要么断了后腿，还有掉了一只耳朵的，尾巴断了一截的等等。这种病态和残缺的老虎图将国柱内心的那些脆弱和伤病刻画的淋漓尽致。
但是，却只有自己的妹妹琴儿能够深刻地理解到哥哥的心思，国柱父母亲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是把他当作一个受到挫折的孩子，任由他自己疗伤。
琴儿想方设法让哥哥解开心结，重新开朗起来，但是限于自己的能力，一筹莫展。直到夏天的一个上午，村子里和国柱一起上过学的建平来国柱家玩，建平和国柱从小一起上学，算是形影不离的好友，国柱出现这边大的变故，建平也很惋惜。一到放假回村子里，他就到国柱找国柱玩，跟他说说学校的情况，闲聊一些新鲜事，希望能逗国柱开心。
这一天，建平来国柱家，刚好看见国柱在画画，琴儿和丁丁在一旁看着。国柱那天画的是一幅虎啸山林，一只气宇轩昂的大老虎跨步在一块大石头上，面对一望无际的山林长啸，让人仿佛听到整个树林的树叶都在瑟瑟发抖。
“嗨，这个画不错，国柱，能卖给我吗？我拿回去贴在宿舍里。”建平随口说了一句。
“还没画完。”国柱一直把建平当作最好的朋友，好朋友称赞自己，让国柱有一些羞涩，他想把画再继续修饰得精致一些，送给建平。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在一旁的琴儿听到这话，豁然开朗，她兴冲冲地对国柱和建平说，“对啊，建平哥，我哥的画这么好，我们拿出卖，是不是能卖钱？”年幼的琴儿并没有想得很深，她只是简单想让哥哥多和外界接触，多和其他人沟通，兴许这样哥哥的“自闭”状态能得到缓解。
不等国柱同意，琴儿就张罗着和妹妹丁丁出去卖画，可是在这个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根本不存在买画的需求。农村里唯一和字画有扯上关联的事情是：每年除夕夜，家家户户要请人写对联、写“春”字，贴在门柱上以市吉祥如意。
这个老虎图能卖给谁？
“去镇上卖，镇上的人有学问，也有钱。”建平比较见多识广，随口提议到。
琴儿就像得到金玉良言般高兴，“恩，就去镇上卖画。”她对9岁的丁丁说，“丁丁，明天跟我去镇上卖画，姐给你买油条吃。”一听说有油条吃，丁丁咽了一下口水，狠狠地点头答应了。
琴儿把要去镇上卖画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有些不悦，去镇上一天意味着落下一天的活没人干，但是国柱父亲制止了母亲的反对。琴儿去了自然要带上两个妹妹一起去，末末和丁丁高兴地在院子里蹦跳起来。国柱本来是不想拿出画去卖的，他自己没有任何意愿，甚至有一些抵触，毕竟每一幅残缺的老虎都满怀了自己的心境和思绪在里面。但是看着因为能去镇上一次而充满兴奋和喜悦的妹妹们，又不忍心让她们失望。
琴儿只有14岁，末末12岁，丁丁只有10岁，三个小姑娘去十几里路远的镇上，家里人还真不放心，国柱父母又走不开，最后还得国柱自己陪着妹妹们走一趟。农村的孩子们平时几乎不可能去镇上这样的地方玩，大人都只是每年一两次的集市才去一趟，一次就添置了家里一年说需要的盐、糖，布料等东西，其他所有的生活用品和家用品都能自给自足。
这一天，三个姑娘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拉起还在瞌睡的国柱，抱起一卷白纸画，前呼后拥地推着国柱去镇上卖画。一路上欢声笑语，三个小姑娘像一群小鸟儿般，唧唧喳喳着有说不完的话。国柱心想，就算让妹妹们来镇上玩一天，也不虚此行了。
到了镇上，琴儿找了农贸市场门口的一块比较干燥平整的空地，捡了一些小石子，把其中的四五幅画铺开，四个角用小石子压好。国柱有点害羞，远远地躲在路边的角落，看护着三个卖画的妹妹们。
末末和丁丁两人在农贸市场门口各自找小石子，玩起了抓子游戏，琴儿则专心致志地守着地上的画，如果风吹过来沙子或者树叶掉到画上面了，琴儿就赶紧捡掉.....
小镇上人不是很多，在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经济时代，小镇的经济并不是很活跃，来来往往的人也更多地在为基本的生活用品在奔波，根本无甚对字画类的需求。一上午下来，甚至都没有遇到几个真正看得出好孬的人，驻足询问的几个人都是对琴儿三姐妹的情况有疑问，以为是家里破产要卖字画求生存，琴儿好一通解释。
每当有成年人询问的时候，国柱心理还是有一些涟漪，即使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内线深处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期盼。
过了晌午，姐妹几个饿的肚子咕咕叫，最小的丁丁已经玩累了，倚靠在琴儿的怀里，昏昏欲睡。国柱来催过琴儿几次，但是满脸通红的琴儿不为所动，非要继续坚持一会儿。
中午过后的农贸市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人影，本身市场就不大，来买东西的人并不多，到了中午过后，基本上的摊位都收拾结束。琴儿也不得不招呼着两个妹妹收拾字画回家，兄妹四人一起往回走，四个人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不过这事在农村里也算常见，甚至在路上，四个人还互相以对方的肚子叫开始游戏，谁的肚子先叫就在谁的脸上画记号。
字画没有卖出去的沮丧很快就被一路游玩、嬉戏打闹的兴奋冲淡，甚至都不感觉怎么饥饿了。
琴儿并没有气馁，她回来和就和国柱商量，画一些好玩一点的画，比如小老虎玩耍、学习捕猎这些。从她本能的潜意识里面，国柱之前的这些画中充满了很多不好的情绪，愤怒、失落、悲哀、孤独、绝望........
国柱并不理会妹妹，还是自顾自地画着，这是他的寄托和希望，也是他发泄内心情绪的方式；没有了画画这个宣泄口，这么多年来的打击、积郁、绝望早就可能将这个小小少年打压的喘不过气来。
自此以后，只要有哪怕半天空隙时间，琴儿都要拉着国柱一起去镇上卖画，两个妹妹也会屁颠屁颠跟着一起去玩耍。久而久之，她们慢慢找到了一些“技巧”，比如每次去只待半天；比如不再去农贸市场，而是去文化局和教育局附近的路边；比如给妹妹们带点水和家里准备的酱团、红薯干等干粮。
这样坚持了近三个月，终于在一个夏日的午后，琴儿做成了她的第一笔“生意”，一位县里来镇上办事的“教育局官员”买了一张画，其实琴儿也不知道对方是谁，“教育局官员”这个身份也是国柱从这个人的穿着判断的，整洁的中山装、上衣口袋中插着3支钢笔，带着厚框的眼镜，眼镜片的厚度是国柱从未见过的。
“教育局官员”很温和地询问琴儿的情况，谁画的？为什么很多画上的虎有点残疾？几岁了？怎么想起来卖画？琴儿不厌其烦地一一作答。在了解真实情况之后，这位“教育局官员”饶有兴致地和琴儿开始讨价还价起来，琴儿哪里见过这种架势，她甚至不知道一张画该卖多少钱。“教育局官员”被这几个淳朴的有点过头的孩子逗乐了，大方地拿出一块钱，买下了三张画。
琴儿和末末、丁丁三姐妹高兴地一起手舞足蹈，在一次次坚持，一次次无功而返之后，终于卖出了哥哥的画，而且一下子就卖掉了三张。在当时猪肉价格只有2角钱一斤的时代，一块钱在当时对于农村的孩子而言算实打实的巨款。三个小姐妹一起来聚到躲在200米外的哥哥身边，叽叽喳喳地向哥哥述说着刚才的卖画经历，琴儿一边说，一边眼里泛着泪花......
国柱围抱着三个妹妹，百感交集，这么多次的坚持，妹妹们给他太多的力量。如果是他自己，可能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放弃，但是妹妹们一次又一次，徒步十几里地来镇上，忍饥挨饿地卖画，才有了今天第一次的收获。
国柱当下决定，要好好犒劳一下妹妹们，先买了6个干菜烧饼，花了两角钱，再去市场买了一斤猪肉，兄妹四人带着剩下的画和6角钱，兴致勃勃地回家了。
6个烧饼，琴儿和国柱的计划是家里每人一个，在回家路上，末末和丁丁就忍不住把属于自己的一份吃掉了，对于很少见油腥味农村孩子而言，这种烧饼也是难得的奢侈品，几乎每年只有1-2次机会吃到。
到了家里，三姐妹就在父母面前争先恐后地述说卖画的经历，国柱母亲看到孩子带来的钱和猪肉，脸上乐开了花，马上承诺晚上做一个干菜焖肉。国柱父亲也难得地露出一些笑容，让孩子们吃烧饼。
父母的烧饼让给了两个妹妹，国柱本来想把自己的那个烧饼给琴儿吃，但是琴儿不肯定，非要和国柱一人一个，互相看着对方吃。国柱无奈只得同意，四个孩子咬着松脆的烧饼，“咯吱咯吱”，满屋子的油香味，缠绕着希望和笑声传开......
字画这样的“雅物”，的确需要懂的人才能欣赏，自这一次开张之后，琴儿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销售策略”。而那个“教育局官员”不但买了琴儿的字画，还帮她进行了“宣传”，很快，镇里教育局和学校的老师们都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三姐妹卖画的地摊。有意无意地来看画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国柱为此也深受鼓舞，在画画也更加勤练和专注，画的质量也在进一步提升。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很快就卖了第二次，第三次........，国柱画画，妹妹们卖画的生意慢慢开始。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卖十几二十幅，能赚十几块钱；差的时候能卖出三幅五幅，赚到两三块钱。
一年以后，画画和卖画已经成为国柱固定的生意标签，虽然每月收入极为不稳定，但是总体来说，算是一个营生，勉强能养活一个人。
国柱也终于找到存在感，内心的自卑和绝望在慢慢消失，一个不服输的残疾少年，慢慢地被生活带到了他该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