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引言

自从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学科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寻找经济发展的唯一核心所在（Krueger，2011）。然而，没有哪个经济学领域像发展经济学那样在主要范式上经历了那么多意外的变化。发展经济学的曲折经历对经济发展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主要的经济发展范式决定了与政府在经济中的理想作用、政府干预的程度、干预的形式和方向以及政府-市场互动的实质等问题有关的政策处方（阿德尔曼，2003）。

在经济发展理论这一特定领域，理论进展虽然非常缓慢，但也源远流长。罗森斯坦-罗丹的开创性研究，激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波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思潮。他们强调由于结构刚性的存在，市场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无法自发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变迁，在加速经济发展方面，政府调控是一个强有力的手段。但事与愿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结构主义指导下的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纷纷失败。随后，第二波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观在许多多边组织的胁迫下强加给了许多面临债务危的发展中国家（Williamson，1990），其强调系统性的政府干预产生的扭曲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顽疾，必须进行私有化、市场化以及去管制化的激进改革。然而，大多数采纳新自由主义发展思潮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率竟然低于结构主义盛行的六七十年代，Easterly（2001）因此将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八九十年代称为发展中国家“遗失的二十年”。

在近期的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些奇怪而出人意料的事情：人们观察到20世纪后半期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遵循占主导的经济发展思想或第一波和第二波经济发展思潮的政策主张。这一令人不解的事实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一些构成经济发展理论基础的大前提（林毅夫，2012）。新近的发展经济学家又开始回归结构主义思想，坚持认为处于经济前沿的发达国家和处于前沿内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经济性质的根本性差异（Zagha,et al.，2006；Pritchett，2006）。如罗德里克（Rodrik，2011）所重申的：“结构主义最中心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不只是富裕国家的缩小版本。……它（新结构经济学）既不摒弃当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又能够适当考虑到发展中经济的特定情况。这样的发展经济学才是政府进行经济干预的合适的依据。”在第三波发展思潮中[12]，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旨在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并强调市场和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面临诸多争议。本章将这些争议梳理归纳为三个关键问题：比较优势分析方法、静态比较优势的动态性质、发展战略的制度基础。我们还尝试构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发展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框架，以融合这三个关键的争议，意图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议题有所拓展，并期望能够激发更多的研究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