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性的时代意义与价值
全球性植根于现实，所以，它首先对审视和指导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冲击着国际社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因特网的广泛使用，全球化、全球治理更全面、更深刻地影响着当代国际关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这种冲击下，人们日益感受到超国家、超国界的力量，无论是物质的、制度的，还是价值与理念的力量。在物质向度上我们目睹跨国经营的普遍化，军事干预，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震荡等；在制度向度上表现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日益增强的约束力，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等；而价值与理念方面则感受到可持续发展、人权、责任、共赢、合作等理念被广泛认同并产生制约性影响。显然，国家的权威与掌控能力受到挑战，人们所熟悉、所习惯、所坚信的国家体制及其观念不再像以往那样无可争议，不可动摇，全球性的事物、现象、规则正开始作为一种新的参照系显示其生命力。当然，如果说全球性已从根本上动摇了国家所体现的国家性、领土性，宣告国家神话的破灭，那的确是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但是，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全球性现象的日益增多与增强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这就客观上决定，当代人类不能把自己的视野和观念锁定于国家，认为国家是人类组织社会生活的最终的、最佳的体制、单元，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全球拓展，必然要求一种不同于国家的新的制度性安排。这种新的制度将显示其全球性特征，并同国家一起共同管理人类的公共事务。因此，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不是简单的全球性现象与制度去完全取代国家性现象与制度，而是两者的碰撞、对话与协调，其目的在于回应人类遇到的新问题，找到应对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治理之道，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总之，全球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新坐标，必须善待它。破除对全球性的恐惧感，理性地审视和认同全球性，是全球化时代急迫的现实需要，也是国际社会从困惑、动荡、转型走向理性、有序和成熟的必由之路。
全球性不仅在现实层面上标示了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的新指向，即超国家的、整体性的人类指向，更在理论层面上触及了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的理念、价值与思维。国家主义坚持国家中心、国家本位，认为国家主权的至上性，国家利益的神圣性，国家行为的正当性都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政治学说和观念，对内将国家凌驾于个人的权利、利益和要求之上，藐视人权、排斥社会；对外则以对抗性思维处理国际事务，片面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张扬本国对世界的关切与战略目标，试图成为世界的中心或主宰。因此，国家主义对内会导致专制与集权，对外会滋生霸权和冲突。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否认国家主义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合理性。因为人类的现实是依旧生活于以国家为基本社会单元的阶段，而只要国家存在，国家主义就有生存的土壤，追求国家的权威，提高本民族的国际地位就有现实的吸引力。但是，对于国家主义的弊端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应有的警惕。全球性正是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谬误，防止国家主义的危害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全球性以人类本位、全球价值、全球意识、全球伦理为特征，从而形成与国家主义迥然不同的全球主义。全球主义以正在生成着的人类整体为观察、思考、研究对象，探究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存特点、价值追求、活动方式，以及制度安排和伦理规则。显然，全球主义无论是逻辑起点、归宿都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并且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义。这种对照与反差，客观上要求一种研究范式和思维模式的转换，即从方法论的民族主义转向方法论的全球主义。没有这种转换，试图仅仅在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的框架下作适当调整、修正，是难以认识和应对全球化所彰显的诸多超国家现象与问题的。这是因为，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其理论中轴、价值定位、制度安排皆表现出鲜明的国家性，追求明确的国家本位。换言之，无论是其现实的关怀还是理论的视野都锁定或局限于领土性国家。正是这种视野、价值以及相应的认识思维和框架，决定了它很难摆脱国家的束缚。而方法论的全球主义则超越国家，以全球的视野、价值和思维认识全球化时代的新现实，它所看到的是一个整体性的相互依存的世界，是人类作为一个类主体所展现出的新风貌、新价值、新问题。这些新的现象与规范是方法论民族主义不屑一顾，也是无力解释和回应的。显然，这正是全球性的理论价值，它要研究和回答人类面临的日益增多的超国家问题，还要探讨如何协调全球性与国家性、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为人类从国家主义时代理性地走向全球主义时代提供理论、观念和价值方面的支撑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