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化认知的理论症结
全球化认知中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全球化是否具有客观性。这里讲的客观性指的是某种现象或事物的产生与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内在的逻辑，而不以任何主观的意志为转移。
作为一种现象，全球化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恐怕很难否认。问题在于，这种现象是意识形态指导下人为构建的结果，还是自然的产物，这才是争论的焦点。不赞同全球化客观性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是美英依据新自由主义刻意编造的意识形态，并以这种意识形态构建了相应的制度（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等），然后，迫使国际社会纳入全球化的圈套。《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的两位作者指出“全球经济的紧密联接绝对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由于有意识推行追求既定目标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77]中国学者则以更简洁的语言概括道：“全球化的实施机构于二战后由美国建立，思想形成于1950年代，舆论准备于1970年代”[78]，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特别是到了90年代，全球化才大行其道。
显然，在反对全球化具有客观性的观点中，这种观点比起一般地批判全球化是臆造、幻想的见解来说，要深刻得多。因为在一般的意义上讲全球化不是现实而是虚幻，缺乏说服力。不管人们赞同与否，喜欢与否，全球性利益与问题的相互依存所标示的全球化现象与进程都是客观事实。所以，不去否认全球化现象本身，而是揭露这种现象的本质——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作祟，这就为批判、反对全球化提供了更有力的论证。同样，讲全球化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比把全球化仅仅定位为新自由主义也更具有逻辑性。全球化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论断，旨在强调市场万能、效率至上的理念，并认为全球化就是这套理念、主义。但严格地讲，市场万能这套理念，只能称为一种全球化观，而不是全球化本身。全球化本身首先还是一种现象，现象有无客观性，其主要的评判标准在于是否进行了人为的干预。因此，如果仅仅把全球化视为新自由主义，虽然在表面上问题被简化了，因为主义是某种人为的概括与抽象，显然具有主观性而非客观性，但实质性的全球化现象及其产生原因却被回避了。全球化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一见解则明确告诉人们全球化是意识形态自觉作用的结果，甚至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作资产阶级最新意识形态，认为“全球化理论以‘全球’视野转移和遮蔽了已经遭到批判的西方价值，并基于抽象的全球价值为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散进行辩护”。全球化用同质化内涵“将现代化理论过于露骨的保持永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图包裹起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抽象的观念在全球实现，从而构成‘历史终结论’的全部理论基础。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学术话语的全球化与历史终结论是同谋的，它们都只是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需要”[79]。由此不难发现，全球化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一见解，不仅否认全球化的客观性，而且认为这种全球化意识形态是现实资本主义的工具，服务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
赞同全球化客观性的观点则强调全球化产生的客观条件和内在逻辑。全球化产生的客观条件和历史前提是，其一，交通与通信的历史性变革。正是这种变革不仅导致交通与通信费用的大幅度降低，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打破时空限制，形成“地球村”的现实技术手段，从而开辟了人类全球性交往、联系的新天地。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人类的劳动方式和交往方式，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又会以更鲜明的方式作用于人类的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仍旧是解释全球化客观性的最佳理论。其二，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决定其必然向全球扩展。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组织经济生活的最好经济形式，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合理地配置资本、技术、劳动力，以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正因为如此，所以市场经济绝不愿受地域的限制，它必然从地区走向全国，进而跨出国界，扩展到区域、全球，从而形成全球生产、全球贸易、全球资本、全球市场。现代经济的发展现实也表明，一国的市场已无法容纳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客观要求，所以，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经济生活，必然形成全球性经济联系，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绝非人为的干预所能阻隔。总之，一方面是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史无前例的便利的交往工具和全球大舞台，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内在驱动力，这两者的结合，导致全球化现象与进程的凸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冲击波更为突出。
正是立足于上述客观性，有了对全球化的种种概括或描述。里斯本小组的报告指出：“全球化由两种不同的现象构成：作用范围（或横向扩展范围）与作用强度（或纵向深化程度）。一方面，这个概念用定义注释了一系列发展进程，这个进程席卷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或者说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所以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空间的内容。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形成世界共同体的众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横向联系和相互依赖性都在不断加强，横向的扩大与纵向的深化同时进行……因此全球化远远不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是现代生活的一个众所周知的典型特征。”[80]这个报告还列举了全球化的七大领域与过程，即金融业的全球化；市场与市场战略的全球化，特别是竞争的全球化；技术和与它联系的科学知识的全球化，科学研究与发展的全球化；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以及文化生活的全球化；调节与控制能力的全球化；作为世界在政治上紧密联结的全球化；观察思考与意识的全球化。[81]戴维·赫尔德认为：“全球化指的是社会交往的跨洲流动和模式在规模上的扩大，在广度上的增加，在速度上的递增，以及影响力的深入。”[82]
显然，对于全球化是否具有客观性的两种不同认识，决定着对全球化的不同态度。当人们不认同全球化客观性时，就会更多地将其视为主观的臆造，意识形态的构建，或者干脆就是西方的意识形态，甚至就是美国化；而当人们认同全球化客观性时，则会更多地强调其产生与存在的历史前提，时代的新特征和历史发展的新趋势。我们认为，承认全球化的客观性是正确认识全球化本质与作用，有效回应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的基本前提。换言之，只有承认全球化的客观性，认清全球化产生的内在原因，才能对当今时代人类社会生活有清醒的认识。但必须同时指出，虽然全球化本身具有客观性，但全球化理论却是主观的，即对全球化的认识和理论抽象会呈现出多样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在国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迥然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以及阶级、阶层和个人，会由于其不同的感受而表现出对全球化的不同解释与评价。于是，全球化理论就面临着被意识形态化的危险，偏离了全球化客观性所内含的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全球化又具有主观性。毋庸讳言，当代的全球化无论从主观性还是客观性上看，都为西方所主导。这里，主观性的主导体现为全球化话语、理论框架的主导，还体现为西方所认同、阐述并期望的全球化过程、原则、内容及其结果的主导。这种主导构成西方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而正是这种意识形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厌恶，因为它渗透着市场万能、资本支配、国家过时、西方中心等观念；客观性的主导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掌握着制定和实施规则，控制进程和利益分配的主动权，从而处于强势和赢家地位的状况。显然，这种不平衡、不公正的全球化现实，已成为影响全球化进程的内在阻力。
面对这一现实，要求我们既要克服全球化即西方意识形态的片面认识，又要防止全球化纯粹是一种客观现象与进程的天真。必须懂得，对全球化主观性的夸大，容易导致对全球化客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从而不利于理性地应对全球化挑战。反之，对全球化客观性的夸大，则难以识别全球化意识形态的陷阱，同样会丧失回应全球化的主动地位。因此，我们务必从主客观两方面审视全球化，唯有如此，才能成为全球化的赢家。
全球化认知中的第二个问题是当代全球化到底化到了什么程度，是否被夸大。
总体上看，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否认全球化客观性的观点日趋减少，但质疑全球化观点的影响却日渐扩大。从某种意义上讲，质疑派已成为不认同全球化的各种力量和见解的最富学理性的代表。那么质疑派到底质疑什么？
首先，质疑全球经济的真实性。确切地讲，是质疑当代经济是否走向全球一体化，能否称当代经济为全球化经济。按照质疑派的观点，经济的主要表现与形式还是国家的或地方的，国际化是离散的国家经济的补充。往好处点说，当代经济也只是国家间经济交往得到加强的国际经济，体现为“以贸易国为基础的、或大或小受民族国家和超国家机构两者公共政策调控的开放的世界市场”。[83]因此，从概念上讲，全球化经济就是值得推敲的，存在的只是立足于国家经济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在进行了概念质疑之后，质疑派着重从实证角度批判了经济全球化，并认为这是一个神话。它们的主要实证依据来自两方面，其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黄金时代比较。比较的主要结果是，贸易“各国1913年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均高于1973年……日本、荷兰和英国1995年的开放度甚至低于1913年，而法国和德国的开放度则有稍许提高。美国是1995年开放度大大高于1913年的唯一国家”[84]；资本“1914年以前经常账户余额和资本流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大于20世纪80年代”[85]；劳动力流动“在19世纪，大批工人流向资金源头是可以接受并受到鼓励的；而现在除了作为权宜之计则是不能接受的”[86]，“在许多方面，世界没有特权的人和穷人的国际移民可能现在已不如过去。至少在大规模移民时期，他们还有举家迁徙和追求更好条件的机会，但今天这种可能对他们而言已大大地减少了”[87]。因此结论就是：“1914年以前阶段的世界经济的开放程度，要高于此后包括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任何时期。”[88]但这种在20世纪初所显现的相当开放、一体化的国际经济却在一战后停滞了半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才重新得以恢复。所以当前的全球化没有必要扩大，更不能神化。其二，当代经济主要是集团化而非全球化。在英国学者鲁格曼看来，全球化的真实意义应该是“跨国公司跨越国界从事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商业网络来创造价值的活动”[89]。而当代跨国公司500强基本上以美国、欧盟、日本三极为基地，可以称为三大经济集团。三大经济集团（或三大经济区域）所考虑的是加强本集团、本区域的经济竞争力，都具有排他性，所以不可能有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有关数据显示：按照产出（生产并销售的产品和服务）与投入（雇员和资金数量），跨国公司90%以上的创造是在区域内，而不是全球范围内。[90]至于三大经济集团之外的成员更谈不上融入全球经济，因为它们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所以，鲁格曼的结论是：“我相信我们正在目睹全球化的终结。”“事实上，全球化只是一个神话，它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正如本书分析所显示的，占绝对优势的创造和服务活动只是在区域内组织，而不是在全球范围组织的。跨国公司是国际商务的引擎，但是它的思维区域化，行动本土化。”[91]实际上，赫斯特与汤普森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现今的工业经济体，第三世界在投资和贸易两方面仍处于边缘地位，只有极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除外”。“世界经济远不是真正的‘全球’经济。相反，贸易、投资和金融流动集中在欧洲、日本和北美三大集团，并且这一优势地位看来还要继续保持下去。”[92]
其次，质疑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在质疑派看来，当代的全球化被夸大，不仅表现为上述对经济性质、规模，一体化程度的夸大，还表现为对全球化影响的夸大，来自这方面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其一，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就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本质上是一种资本扩张式的“区域性”经济行为。因此，全球化的全球性政治、文化、社会影响纯属无稽之谈。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鲁格曼的著作中，他认为：“把跨国公司巨大的经济规模同政治权力相联系是一个普遍的错误。”[93]跨国公司“太忙而不可能以任何实质性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文化，以及政府的非经济方面的活动”[94]。“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基于三极的跨国公司的最终结果是一个全球文化。”[95]“假如说同一化观点还有值得一提的东西，那就是可能有强烈的区域影响，即三极中的每一方都在区域性而不是全球性地扩展它们各自的影响。”[96]其二，跨国公司并没有摆脱国家，它的根仍然深植于民族国家之中。针对全球化论者关于当代的经济已是无国界经济，跨国公司已是无国家属性的全球公司的观点，质疑派指出：“多国公司活动的‘本国趋向’性质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多国公司仍依靠它们的‘本国基地’作为自己经济活动的中心。”[97]统计数据表明，美、英、日、加等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有2/3到3/4之多仍是以本国、本地区为中心的[98]，“大多数公司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展经营活动，这种国民经济基础实际上有助于提高它们的经济效率，而且这不仅仅是从提供低成本基础结构的意义上讲的。大多数公司植根于一种独特的民族国家经营文化氛围中，后者向它们提供了无形的但实在的好处”[99]。除此外，国家的制度支持与保护也维系着跨国公司的国家性，当然，国家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对跨国经营的制约，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公司独立性是有限的。总之，“关于经营活动国际化的程度无论是大众的说法还是学界的说法往往都言过其实”[100]。“真正的跨国公司显然还比较少。大部分公司以国家为基础，在多国开展贸易，所以靠的主要资产、生产和销售还处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似乎不存在真正的国际公司不断增加的重要趋势。”[101]其三，民族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并未从根本上被动摇，国家的终结与全球化一样是一个神话。质疑者认为，当今时代仍是现代国家的时代，没有理由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或自治提出了实际的威胁。“经济的相互依赖并不必然会削弱民族经济的自治或主权，可以说，它增强了许多国家的能力”[102]，“民族政府在极大的程度上依然是世界经济流程中的有效的、合法的权力的唯一源泉，而且也是国际经济协调和调控的主要力量”[103]。赫斯特与汤普森更明确地表示：“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民族国家非但没有被国际化的过程所破坏，而且这些过程还在许多方面提高了民族国家的重要地位。”[104]
不言而喻，质疑派对全球化的质疑，对于人们防止全球化概念的泛化，准确地把握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区别，客观地评估全球化现状，理性地定位国家的作用，及时地揭示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非人性化方面，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质疑派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也有其片面性。
首先，对当代世界经济性质的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能武断地讲，国际经济就是最准确的定位，而全球经济则是夸大其词。从全世界生产、贸易和金融的情况来看，一个以6万家跨国公司（拥有82万家国外分支机构）为基础的全球生产、贸易、金融体系已开始呈现。牛津赈灾会（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跨国公司通过其生产、投资和市场活动，“正在把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和富裕国家的消费者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105]。20世界90年代末，世界制造业总工作岗位的50%左右都位于发展中国家，而在2000年，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出口的65%都是制成品——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3倍。“因此，当代生产的全球化不仅仅是经合组织国家的现象，而且包括了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大陆。”[106]与此同时，世界贸易与金融也吸纳了绝大多数国家。贸易规模比一战前的黄金时代大得多，已从占世界产量的7.9%（1913年）上升到17.2%（1998年）。[107]外汇市场上的日成交额已突破1.2万亿美元。全球金融市场的运行已经导致了主要经济国家利率上的趋于一致，而国家的汇率制度在浮动汇率的原则上也趋于一致。虽然全球经济也许不像最有活力的民族经济那样高度一体化，但其趋势指向却十分明确，这是一种不同于国际经济的新经济，它是唯一的超越世界各国和主要经济区的全球经济。[108]
其次，对当代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认识不够严谨。质疑派一直坚持认为当今的全球化并非新现象，甚至生产、贸易、金融的统计还证明，当今的全球化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化。对此，中外学者都提出了不同意见。美国学者米拉·威尔金斯认为，当代全球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化的最大差异是：“国际金融流通网络与直接的跨国投资有了质的飞跃。”[109]中国学者杨雪冬也指出：现在的国际经济与20世纪之初的国际经济有着巨大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1914年前，世界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参与到国际活动之中，而现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被卷入了全球化。（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贸易的发展是运输成本下降推动的，而现在则是通信价格下降推动的。这种技术创新带来公司乃至社会组织方式的变革，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3）即使在资本流通总量上现在没有达到20世纪之初的水平，但是国际金融流量大大超越了以前，尤其是证券和外汇交易发展迅速。[110]因此，今天的全球化远非一战前的国际化所能相比，必须更客观、更全面地审视当代全球化。
最后，关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有些简单化，忽视了某些现象、活动的标示性意义。质疑派习惯于立足地缘政治、国家政治、国际政治的视角与思维审视全球化，因此，更多地强调国家的作用，国际权力的角逐，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大国的主导地位。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这些都不无道理。但对于伴随全球化进程而产生的对传统制度、理念、价值、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冲击与调整，以及这些冲击与调整中所反映的新质，质疑派却由于其执着的现实主义立场而未能予以理性地思考与回应。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现代国家日益陷入充满超国家的、政府间的和跨国力量的地区和全球相互联系之网络中，而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随着全球联系的增强，对单个政府来说，战略政治可以选择的范围和许多传统政治工具的有效性都往往在下降。[111]但是，这样讲决不意味着赞同国家过时论，全球化无疑在改变着政治权力，“但是与其简单地说它侵蚀或削弱了国家权力，还不如说它改造和重新配置了国家权力。”[112]“全球化没有简单导致‘政治的终结’或管制能力的衰亡。相反，全球化与政治活动的扩张、参与政治生活的角色范围的扩大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通过不同运作层次的新手段刻画着政治的延续性。”[113]“当代全球化不仅引发或加强了越来越多问题领域的明显政治化，还伴随着发展迅速的制度化领域和政治动员、决策及管制活动的网络，后者已经超越了国家政治的管制权。在这些方面，全球化已拓展了政治活动和政治权威活动的能力和范围。”[114]政治活动和政治权力的多元性突出表现为非国家行为体对公共事务的介入，并由此导致全球治理的产生。现实是，许多全球治理的正式活动都不是公共力量所能控制的，相当一部分全球公共政策都是由不断扩大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公民运动所制定和执行的。（如世界水坝委员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金融特别行动组织、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国际联合运动、禁止使用地雷的渥太华公约运动、反对多边投资协议的运动等）。另外，不能忽视跨国公司的力量，由于控制着巨大的资源，跨国公司及其相应的组织如跨国商业协会、国际商会，广泛介入了全球变暖、人权、国际信息新秩序等非经济问题。总之，在全球治理方面，从技术标准的建立到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都存在着私人权力的介入，换言之，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共同制定法规、法案、公共政策。“对这些跨国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和政治冲击力，不能从‘硬力量’方面加以准确估价，而必须从‘软力量’方面估价。”[115]“这些多边的、跨政府的跨国的政治形式不仅能够有助于抑制强国，而且有助于创造可能更进步的全球政治。”[116]
显然，这些对质疑派观点的回应，以及对全球化所做的富有启发性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有助于更客观、准确地定位全球化。
全球化认知中的第三个问题涉及全球化的当代性，即当代全球化的特点。认识全球化的当代性，才能把当代全球化与历史上的全球化区别开来，从而避免质疑派的全球化夸大论，并有助于澄清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样一种政治误解。
要认识全球化的当代性，首先必须梳理历史上的全球化及其特点，这势必需要弄清什么是历史上的全球化。对此，学术界研究得并不多。与其相关并受到关注的倒是全球化的起点问题，即全球化始于何时。现在看来大体有五种观点：一种认为全球化有久远的历史，这一总过程至少像所谓的世界宗教两千多年前兴起一样悠久。[117]在中国甚至有人提出了“五次全球化高潮论”，而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追溯至人类从非洲散布到世界各地时。[118]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所谓的全球化，乃是90年代最新的全球性趋势。”[119]显然，上述两种看法都比较极端。第三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始于地理大发现，以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为标志。[120]这种观点的认同者较多，因为它可以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工业化进程以及民族国家的崛起包容进去。第四种观点则认为真正的全球化（确切地讲是经济全球化）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理由是，在此之前，商品的交易是非竞争性的，交易的商品是非大众化的，基本不存在商品生命周期，没有出现价值趋同化趋势。[121]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中，有的甚至提出，至今为止的全球化，其鼎盛时期不是20世纪末，而是20世纪初（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夸大当今全球化的地位与作用。[122]第五种观点强调，当代人类关注、争论的全球化乃是二战后，更确切些讲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社会现象。二战后的三十年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高科技更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时代。世界相互依存的加深、全球性问题的凸显、跨国公司的爆炸性增长[123]、信息化、网络化的冲击，这一切就构成20世纪最后三十年的社会景观。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鉴于全球化对现实生活的全面而重大的影响，全球化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步入学术殿堂，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流概念与时髦术语。这种观点的赞同者也较多，而且往往能够与第三种观点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一批学者在审视全球化时，一方面看到了其历史根源，另一方面则将关注点定位于当代，罗兰·罗伯森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以上五种观点反映了学术界对全球化起点的不同认识，其着眼点是全球化的时续性和过程，并未自觉区分历史上的全球化与当代全球化，从而也就不曾涉及两者的时间画线问题。这就是说，上述五种观点只回答了历史上的全球化的起点而未涉及终点问题。我们认为，就全球化的内涵，特别是与人类社会生活的相关性而言，把15世纪地理大发现作为历史上的全球化的起点更为合理，而其终点则以20世纪60、70年代为宜。换言之，历史上的全球化是指15世纪地理大发现至20世纪60、70年代的全球化。在这近五百年的时间里，全球化的形式、内容、强度、速度等无疑会有变化，从而表现出阶段性。但总体上讲，历史上的全球化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其一，全球化就其形式而言表现为人类交往活动在地域上的拓展，即从国内到国外，从周边地区到跨大洋、大洲，遍及世界各地，打破了人类长时间的彼此隔离的社会状态。其二，全球化就其内容而言表现为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商品、资本的输出，市场的控制，原材料的争夺都反映出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就是市场化。其三，始于近代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特定时期，两者融为一体，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换言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载体的全球化是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全球化，所以它自然是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其四，既然历史上的全球化是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而资本主义大都植根于西方国家，因此，这个时期的全球化当然会表现出“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其五，历史上的全球化所表现出的“资本主义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本质上是阶级中心论、国家中心论。全球化仅仅是其形式、过程，它所追求的目的与价值恰恰是反全球、反人类的，而这才是其真谛。
与历史上的全球化相区别，当代全球化是指20世纪60、70年代至今的全球化，它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首先，凭借现代科技提供的通信与交往手段，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真正被打破，全球化不再是模糊的推理，而是普通人可以感知的现实。在形式上，全球化已拓展到极限，它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新的一页——地球村史。其次，全球化内容更加丰富。虽然经济全球化仍不失为主题，但政治、文化、一般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同样引人注目。再次，全球化呈现出明显的反“资本主义中心论”，反“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发达国家左翼学者和有识政治家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审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反省与批判；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的对资本主义及西方文明的批判与抵制。最后，全球化发生了立足点的根本变化，即从阶级中心论、国家中心论，转向全球论、人类整体论。换言之，把人类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的整体思维方式——全球意识开始传播，人类的共同利益得到认同。
显而易见，从时空的压缩，相互关联的领域不断扩展与加强，以及至今为止全球化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等维度看，当代全球化无疑是历史上全球化的继续与拓展。这种延续性表明了两者的共同之点，而正是这种共同点，构成前文提及的五种观点的框架。换言之，那五种观点都没有超越历史上的全球化的视界，从而难以揭示当代全球化的新质，而这种新质恰恰是全球化的本质。
我们认为，全球化的本质有两条：其一，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分析、处理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其二，承认存在着确实的超民族、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重大调整，它把人们追求纯粹、单一的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提升到自觉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这样的标准来审视历史上的全球化，只能称其为形式上的全球化，因为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扩张的全球化，是以西方的利益观、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为中心的。它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普适性，是世界发展的模本。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定式恰恰是与全球化的本质相悖的。我们今天讲的全球化固然在很多方面还延续着历史上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但必须看到，它的立足点已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人类整体论和人类共同利益论的全球化，是一种内在全球化，它在扬弃外在全球化的基础上，着眼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凸显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
不言而喻，全球化的新质提出了认识和把握当代全球化的新的尺度和要求，从而也增强了迎接全球化挑战的难度。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变化，就可能把全球化关注始终局限于社会生活的表层，而忽略了全球化对迄今为止人们所熟悉与认同的主流文化、价值、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规范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对人类整体的挑战，无论在现实的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赢得更多既得利益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同一进程中处于被动、弱势地位，有时甚至受到损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能幸免。这是因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中心的社会结构和国家主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震撼。这种震撼的现实效果虽然还是初步的、有限的，但其意义却是划时代的。正是对此，当前的全球化研究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总之，对当代全球化特点和本质的认识，就是对全球化当代性的认识。明确了全球化的当代性，我们就可以说，历史上的全球化的确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但当代的全球化不能简单地认定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要把当代的全球化由西方主导，与当代全球化仍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严格区分开来。这样，我们才能以更开阔的视野审视和应对全球化。一则要对西方主导全球化议题与进程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状况予以有理、有利的抗争，逐渐改变全球化的不平衡和非人性化方面；二则要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维护人类整体利益方面作出积极的回应，努力协调好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从而为推动人类从国家主义向全球主义的转型做出贡献。
全球化认知中的第四个问题是，全球化究竟是经济的全球化还是全面的全球化。
把全球化视为经济的全球化是一种极为普遍的认识。最典型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的界定：“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124]我国部分学者也认为，当前“全球化这个词有被泛用的倾向，而我们讨论的全球化是指经济全球化这个特定的概念”[125]。“现在人们谈论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而且主要把目光集中在80-90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126]正因为把全球化视为经济全球化，所以时常出现两者互相替代使用的情况。许多学术会议或文章的主题、标题虽是全球化，但实际内容却是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似乎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等同性是自明的。
然而，正是这种司空见惯的自明性需要辨析与追问。毫无疑问，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层面上讲，全球化的轴心、基础都是经济全球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伴随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政治、文化领域的全球化。人们通常所讲的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迅速发展，高新技术广泛传播，跨国公司作用显赫，从而导致各国经济活动的高度相关，世界经济的整体性与一体化空前突出的经济现象与过程。由于经济全球化追求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经济收益的全球获取，所以它不仅会冲击各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动，要求其在统一世界市场的框架中调整原有的种种行为，而且会造成广泛而深刻的政治、文化影响。这种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
这里，政治全球化一方面是指各国政治交往的扩大与频繁，另一方面是指各国政治生活相关性的空前加强。于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超国家权力日益强化，政治生活与政治现象的某些共同性也开始显现并发挥作用。文化全球化则意味着文化的同质化、殖民化及高度互动与相关化。具体些说就是人类整体已成为与社群、国家、民族一样的文化主体，文化的内容及其认同表现出一致性。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制品和价值观念，试图以文化殖民的形式达到文化同一与文化控制。当然，文化全球化的更普遍形式是文化的全球性互动，即不同文化在全球场中的相互影响。显然，只要尊重事实，就不能否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政治与文化也在以不同的形式、程度作出全球化转向的回应。因此，全球化只能是全面的全球化，绝不可能仅仅停留于经济维度。
这一结论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是基础，政治与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或早或迟，必然要导致政治与上层建筑的相应调整与变革。令人不解的是，在全球化这样重大的历史现象面前，我们很多同志却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原则。倒是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表明了对全球化更为客观与全面的看法。罗兰·罗伯森指出，全球化被不幸地从工商研究者角度加以理解，“全球化讨论在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了我打算称之为经济主义的形态”[127]。吉登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时-空的巨变。”[128]德国学者贝克更是专门关注全球化的政治维度，提出了伴随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急迫的重建民主和加强全球政治管理等尖锐问题。[129]里斯本小组在其提供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的报告中同样表示：“全球化涉及的是众多国家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横向联系。”[130]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则在论述全球化时开门见山地指出：“全球化话题是个实践——政治话题，也是个社会——经济话题，此外，它还是一个思想话题。”[131]这些西方学者虽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其分析问题的方法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发人深省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的论断呢？恐怕有如下三点，其一，经济全球化不仅在终极意义上是全球化的基础，而且是至今为止现实生活中最为人感知的现象和事实。鉴于此，人们习惯采取简略方法来概括和理解全球化。其二，把全球化视为趋同化、同质化。由于经济的趋同（一体化）不仅有难以抗拒的客观强制性，而且会给国家带来实际利益，所以，出于经济发展的压力与需要，人们尚能认同经济全球化。而出于主权的维护和民族文化的弘扬，则排斥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换言之，只有把全球化限定为经济全球化，全球化的趋同倾向才不至于威胁政治与文化领域的自主与独立。其三，用经济全球化来模糊甚至有意掩盖政治控制和文化霸权，以实现按西方的制度、价值、模式、生活方式统一、支配世界的目的。
显然，在上述三个原因中，第一个原因主要源于认识上的片面性，须知，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地位与承认全球化的全面性是不可互换的。充分认识与把握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中的主导作用固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坚持全球化的全面性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第二个原因既有认识上的片面又有政治上的担忧。仅仅看到全球化的趋同化、同质化，看不到异质化与本土化，这是片面性（详论见后），而把全球化的趋同化、同质化限定于经济领域，则表明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政治与文化领域趋同的深深忧虑。毕竟，今天的全球化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如果认同全球化的全面性，而全球化又具有内在的同质化趋向，那么，政治与文化岂不是也要趋同于西方？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担心并不等于真理性认识。如果不能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认识事物，就难以找到消除担心的正确途径。第三个原因反映出意识形态的作祟。某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不仅深知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全球化，而且试图曲解全球化的趋同化、同质化趋向，以便按西方的意愿、价值、模式塑造世界。为达此目的，就要回避、模糊敏感的政治与文化全球化，片面强调经济全球化，编造一个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意识形态，我们不能识破，反而随声附和，这是有些可悲的。
全球化认知中的第五个问题是，全球化是否仅仅为同质化，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全球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两者关系如何。
认为全球化就是同质化、趋同化、一体化，这是当前全球化认知中又一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由此衍生的见解是，其一，既然全球化仅仅意味着同质化，那么异质化、本土化、民族化就是不可理解或必须超越的；其二，由于当代的全球化为西方所主导，那么趋同必然是西方价值、制度、生活方式的趋同，因此，全球化无异于西方化、美国化。这无疑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其误区并非是揭示了全球化的同一性，而在于把全球化等同于同质化。
首先，应该在理论上明确，全球化包含着同质化，追求着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又称为共性、普遍性）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体验与规则，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市场经济成为现阶段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共同选择，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得到各国的认同和实践；政治民主化、反对腐败、维护人权、开展广泛的国际交往、融入国际机制等成为人类的共同政治追求；全球意识、全球伦理、网络文化、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观、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现代化理念等则体现着文化的共识。显然，这些共同性内容会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拓展，会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深化。不过应当注意，全球化进程中所凸显的同一性也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其合理性是有限度的。换言之，全球化所追求、实现的同一性，并非在价值上都是无可挑剔的。在上述列举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现代性理念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批判性审视，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义导向也常常被反省和节制。但是，这并不足以成为我们拒斥同一性的理由。恰恰相反，全球化所张扬的同一性，更多的是给人类带来文明与希望。此外，尽管当代全球化是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势必打上西方利益、价值、要求的印记，但是全球化所内含的同一性毕竟有自己的客观性，很难完全被西方所期望的同质化所吞没、取代。
其次，承认全球化内含着同质化，绝不意味着全球化仅仅是同质化。全球化的悖论正在于，它在推进同质化的同时也导致异质化。也就是说，全球化是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并存与辩证统一，离开任何一方，都不能真正地反映全球化进程。对此，很多学者都作过阐述。罗伯森反复强调：“我自己的论点，包含了既对特殊性、差异性又对普遍性和同质性保持直接关注的尝试……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二者的互相渗透。”[132]“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和多样性，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133]他在中文版序言中特别指出：“关于我近几年的关注点，我在此打算提一下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这个主题……按照大致设想，全球地方化指的是所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必须将这种考虑与认为世界文化正在迅速走向同质化的常见观点加以对照。”[134]吉登斯认为：“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了冲突、不和谐以及新的分层形式。例如，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以及本土认同的增强直接与相对立的全球化的力量交织在一起。”[135]汤林森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他指出，很多心怀批判观点的人，将全球化的过程与“地方化”的文化需求并联观察。全球化导致一种新的欲求，即渴望认同与差异，从而最终会催生新民族国家与民族的需求。[136]
全球化之所以同时包容着同质化与异质化，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满足着人类内在的两种需求。同质化追求共性与统一，于是，无论经济发展、政治建构还是文化塑造都表现出超越本土和区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最优的倾向，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物质财富、政治秩序、精神生活的需要。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化、全球意识与可持续发展观等就是当代人类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追求与实践的同质性、统一性；异质化则青睐个性，于是，强调对家庭、邻里、种族、性别、乃至国家的认同，试图把“我们”与“他们”区别开来，以满足对习俗、情感、本土的眷恋。罗西瑙的话是有启发性的，他认为：“全球化的动力长期以来一直在助长大秩序，而本土化的动力长期以来一直在创造追求小秩序的压力。”[137]
全球化内含着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另一原因在于，现代科学技术是两者的共同基础。支撑人类走向同质化的高科技手段，同时也为人类更好地表现自我，张扬个性提供着可能，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互联网。互联网使世界真正得以压缩，打破了人们在相互交流中的时空障碍，从而有力促进着人类共同的新文明成果的形成、传播与共享。显然，这是在推进同质化；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互联网也成为不同旨趣的人聚合为不同的社群，表达特殊的意愿，开展独特的社会活动的工具。换言之，由于出现了互联网，自由、双向的交往成为可能，它大大强化了个性化、本土化、异质化得以展现的能力。
由此可见，把全球化进程中的同质化与异质化视为水火不容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难以认识和把握全球化现实，势必陷入两难选择的迷茫与痛苦之中。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忽视、回避全球化背景下的同质化与异质化的新特点与新趋向。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与文化研究的一个老问题，也是人类生存、演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全球化使人类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沟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性已成为思考、处理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不可逾越的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时代真正凸显了同质化，而且异质化也只能在全球化背景下才可以理解，例如原教旨主义、族际认同、性别认同、社群认同等在形式上都体现为全球性，而这种全球范围的异质性恰恰是以全球化所造就的同一性为前提的。因此，有些学者在审视全球化时又得出如下结论：“虽然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较量必然会出现双方力量对比的波动，但基本趋势是，前者要战胜后者。也就是说，最终全球化动力预计将成为事态发展有序安排的基础。”[138]拉兹洛也明确指出：“今天的社会像以往的社会常做的那样，通过一个一方面是整合而另一方面是多样化所构成的双重进程发展的”，“当代世界需要进一步整合”，“朝整合倾斜对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民族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139]
最后，要区分开全球化由西方主导与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美国化。当代世界的全球化无疑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这是因为，无论就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国际地位及影响等哪方面而言，西方都处于主导地位，于是，在全球化进程安排、制度制定与实施、利益分配诸多问题上西方集团自然拥有优势和控制权。反之，广大发展中国家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全球化中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而且往往要承受全球化的沉重代价。任何否认这一现实的言论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目的。但是，讲全球化由西方主导，并不等于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化。全球化在理论上有其本质规定性，在现实中也绝非只体现西方的利益、只维护西方的霸权，它同样使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从全球化中受益。而这种受益，并非来自西方的恩赐，而是源于全球化的客观的正效应。因此，在学理上我们只能讲警惕西方在全球化中的霸权与损人利己行径，对全球化中的不公正、不合理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逐步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境况。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美国化的情绪化论断，丝毫无助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也有损于人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