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
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全球化有其自身的演变过程，那么它的历史起点始于何时？其阶段又该如何划分呢？有人认为，全球化的第一个标志是人类几乎在全球范围的分布[48]。也就是说全球化浪潮可追溯至人类从非洲散布到世界各地，人类散布于全球的过程就是全球化的进程，这恐怕是对全球化历史进程最宽泛的理解了。还有些学者显然更重视近代，特别是当代的全球化，如罗伯森、赫尔德，但也不否认全球化的悠久历史，并从不同角度谈及全球化的历史。比如罗伯森就认为，全球化这一总过程至少像所谓的世界宗教两千多年前兴起一样悠久。[49]赫尔德则在其全球化研究的鸿篇巨制中，从帝国政治权力的扩张、世界性宗教、人群的迁移、疾病的传播来说明全球化的古代渊源与历史。[50]由此看来，讲全球化“古已有之”并不为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总的来讲，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仍是把全球化视为一种始于近代的现象，其标志性事件是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后几个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与确立，西方世界的崛起。只是从此时起，世界的整体性，人类的相互依存才逐渐开始显现与明晰，并建立在日益坚实和不断扩大的技术支撑和制度化建设基础之上。
以下是全球化历史演变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首先是赫尔德的观点。[51]他把全球化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其一，前现代的全球化（大约始于9000-11 000年前），标志是在欧亚大陆、非洲及美洲大陆出现了分散的定居农业文明中心。在该阶段全球化的关键要素是政治和军事帝国，世界性宗教以及游牧民族的迁徙运动和农业社会向有人烟但尚未开发的地区扩展，以及作用相对较小的不同地区文明间的长距离贸易。其二，现代早期的全球化（大约在1500-1850年）。在该阶段全球化的关键要素是欧洲的政治和军事扩张，欧洲与美洲及大洋洲之间的人口流动、环境转变以及流行病的传播，新的跨大西洋经济交往。与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在全球流动和相互联系的强度方面显然提高，制度化和正规化建设也有所加强，特别是领土国家和民族国家的观念与制度已开始出现，这些都有助于全球化的扩展与深化。其三，现代的全球化（大约在1850-1945年），该阶段全球化的关键要素是欧洲政治、军事的全球扩张，西方世俗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全球传播，全球贸易投资的急剧增长，世界经济的出现，欧洲向新世界的跨大西洋移民和亚洲向欧洲、美洲的移民。与第二阶段相比，该阶段全球网络和流动的扩展确实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制度化水平更高（如全球化体制、邮政系统、航海系统、度量衡系统的管制等），而支撑这种变化的则是交通变革（铁路和机械化搬运）和通讯革命（跨洋电报的发明）。其四，当代的全球化（1945年至今）。在该阶段全球化的基本特征是全球流动、交往和网络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史无前例，全球化模式实现了历史性汇合与集中，世界范围的民族国家体系替代了历史上各种形式的帝国体制，多边主义的治理与管制更加制度化，领土政治受到严峻挑战，跨国政治和全球政治引人瞩目。
其次是罗伯森的观点。[52]他把始于近代的全球化分为五个阶段。其一，萌芽阶段（15世纪初期—18世纪中期）。在该阶段，民族国家共同体开始成长，中世纪“跨民族”体系的作用开始降低。天主教会范围扩大，个人概念和人道思想得到强调。世界地心说和近代地理学开始出现；阳历使用范围扩大。其二，开始阶段（18世纪中叶—19世纪70年代）。在该阶段，欧洲社会向同质性、单一性的国家观念迅速转变；形式化的国际关系概念成形，标准化的享有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概念和较具体的关于人类的概念成形。与国际和跨国调节和交往有关的法律公约和机构迅速增加，民族主义-国际主义问题成为讨论主题。其三，起飞阶段（19世纪70年代—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所以称之为起飞阶段是因为在此期间，全球化倾向已表现为以四个参照，同时也是四个制约因素为中心的单一的、不可抗拒的形式，即民族国家社会，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但其有某种男性偏向），单一的“国际社会”，某种日趋单一但并不唯一的人类概念。“现代性”问题初步成为讨论主题。“民族国家社会”的观念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民族国家认同和个人认同的思想成为主题；一批非欧洲社会纳入“国际社会”；国际的形式化和人道思想尝试性实施；移民限制全球化。全球交往形式、数量迅速增多。全世界宗教世俗天国运动兴起；全球性竞赛形成；世界时间的实行和阳历在全球范围被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四，争霸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期—60年代后期）。在该阶段，出现围绕起飞时期结束时确定的主导性全球化过程的脆弱条件展开的争论和战争。国际联盟以及后来联合国的确立。民族独立原则确立，相互冲突的现代性观念、冷战；在反思二战基础上对人类本性及其前景的关注。第三世界的成形。其五，不确定性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今）。全球意识增强，“后物质主义”价值受到重视，冷战终结，全球性机构和运动的数量大大增加。各民族国家社会面临多文化、多种族问题，因性别、民族、种族的考虑而变得复杂的个人观念，公民权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国际体系更加不固定，对人类共同体的关注大大增强。世界公民社会兴起，伊斯兰成为一种逆全球化、再全球化运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由此不难发现，赫尔德和罗伯森这两位国际学术界研究全球化的大家，在探讨全球化历史演变及其分期时，沿着世界历史的轨迹都把着眼点放在近现代，主要关注的是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化。不同的是，赫尔德观照了前现代化的全球化，将其作为一个独立阶段予以描述；而罗伯森则予以舍弃，但他从未否认全球化的古代渊源。赫尔德立足于时空维度和组织维度（共八项指标），全面、系统、多领域、多层次地探讨了不同时期和阶段的全球化形态，而罗伯森则立足于民族国家社会、个人、诸社会组成的系统（体系）和全人类四个维度去分析全球人类状况（即全球化的历史形态）。不妨说，在研究全球化分期及不同历史形态方面，赫尔德的观点更宏观、更系统、更具有国际政治理论色彩，而罗伯森的观点则突出了文化维度，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深刻性。
在全球化进程及其分期问题上，中国学者杨雪冬提出了三个阶段论。他关注的也是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只是划分阶段的视角和依据别有特色。第一阶段从15世纪全球化进程源起到19世纪70年代大英帝国霸权的确立，可称之为单一中心对多中心的侵蚀和单一中心确立阶段。该阶段最突出的特色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世界范围的拓殖，西方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以及大英帝国成为西方中心的中心。第二阶段从1880年一直到1972年美元本位的终止，可称之为单一中心的维持与更迭阶段。在该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欧洲中心被美国中心所取代，“日不落帝国”被美利坚帝国所取代，全球化进程取得了巨大进展。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可称之为多中心的复兴和单一中心的衰落阶段。在该阶段，一方面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另一方面是众多新兴力量的兴起，国际体系与格局走向多元化。全球化进程显示出摆脱单一中心主导的特点，全球意识、全球共识、全球行动初露端倪。[53]显然，杨雪冬是从全球化进程主导中心的变化立论的，这一观点自有其道理，但今天看来有些简单化。
借鉴学术界已有成果，我们主张全球化的历史演变可分为四个时期。
其一，全球化的渊源与萌芽期，指15世纪之前的全球化。政治上表现为帝国，环境上有疾病的跨地区扩散，此外，跨国、跨地区的贸易也已存在，人口的迁移更是一种常态，而文化上不仅有宗教的传播与影响，还出现了种种超国家、超地区的思想与学说，如中国的“天下观”，斯多葛派的“世界城市”与“世界公民”主张。这一切，尽管在联系性、流动性、网络性的强度与影响方面都远为有限，但毕竟是我们今天思考和探讨全球化渊源与萌芽的基本依据。
其二，全球化的成长期，指15世纪至19世纪70年代。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人们的时空视野，新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并开辟着世界市场和世界性的交往，19世纪70年代欧美工业革命的完成，为世界经济的诞生夯实了基础。这三大要素把人类推进“世界历史”时代。其间，移民潮、疾病的传播、不同文化思想的碰撞与扩散、世俗的或宗教的帝国权力的更迭和演变、军事战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展示着全球化，使人们对世界的整体性、联系性有了更多的认识。而这种整体性和联系性，又因世界经济与国际事务日益增多的管理的制度化，以及铁路、机械化铁船为代表的技术支撑，得到持续性增强。总之，这个阶段的全球化，在流动性、联系性、网络化、制度化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与进步，已成长为被人们感知到的而不是虚幻的全球化。当然，帝国霸权、欧洲中心、精英色彩以及制度远为不足等仍然是该阶段明显的特征。
其三，全球化的成形与反复期，指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百年既是全球化大发展，并最终成形的阶段，又是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冲击与磨难，导致全球化大反复、大曲折的阶段。全球化的成形表现为世界的流动性、网络化、相互依存性已达到空前程度，在金本位制度基础上，全球生产、全球贸易、全球金融已是基本事实和常态，多边与多层次的管制与治理更加制度化、规范化。超国家、跨国家事务与现象明显增多。全球意识、全球价值、全球观念的影响与渗透显著提高。到了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人类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全球化进入“地球村”时代。但恰在这一百年间，全球化又经历了一次大反复。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该阶段全球化的巅峰，那么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蹂躏和20世纪20-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破坏，全球化的进程被严重阻塞。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文化领域，出现了以封闭、对抗为特征的逆全球化现象，倒退的景象处处可见，巨大而沉痛的血的教训足以让人类深刻反省。所以二战后，全球化的进程很快又被恢复，并在复兴中成形创新，显现出新的形态。
其四，全球化的提升与变革期，指20世纪70年代至今。近现代的全球化在走过五百年的历程后，进入一个新时期——当代全球化时期。那么，为什么把这个时期称为提升与变革期，为什么要以20世纪70年代划界呢？如前所述，全球化在第三个时期已经成形，尽管其间有大的反复，但无论从地理空间，领域范围、制度化、组织化程度、物质技术基础，还是文化观念、伦理价值上讲，到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的清晰度、持续性被感知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近现代的全球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和国家中心的特点。西方中心毋庸置疑，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与向全球扩展，西方世界的崛起与称霸，的确是近现代全球化进程的伴生物，或称之为最主要的内容。国家中心既是体制安排与制度建设的轴心，又是政治文化观念、伦理价值的精髓。正是上述两个特征、弊端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把全球化进程中的前三个阶段称之为历史上的全球化，从而与体现出新质和新特征的当代全球化区别开来。而要摆脱或超越西方中心、国家中心的全球化，就必须在观念和制度上进行提升和变革，这正是第四阶段的全球化需要正视和承担的历史任务。也是我们把该时期称作全球化的提升与变革时期的缘由。至于为什么以70年代划界，而不以1945年或1990年划界，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20世纪60、70年代全球问题日益突显，环境、人口、粮食、能源、南北差距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并受到空前关注。其次，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贤人志士开创全球问题研究，倡导并传播全球意识。再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宣告美国霸权的衰落，七国集团的建立意味着多边主义作用的提升。最后，约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苏东地区的改革也在艰难中向前推进。总之，正是从这时起，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更加突出，世界的相互依存性和整体性日益鲜明，反思和超越西方中心、国家中心已具有了更广泛、更现实的社会基础。而1990年两极格局的解体，不过是为这一趋向增加了新的砝码和证明。至于全球化提升与变革期的具体表现与内容正是下文中所要论及的。
全球化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其内容和表现有悠久的历史，但全球化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专门的研究术语和理论，则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这意味着，当代人类所感知、思索、困惑的全球化主要是当代全球化，而对历史的全球化的研究与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比照当代全球化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对当代全球化有比较客观、全面的梳理、概括与认识。以下从八个方面来描述当代全球化。
其一，信息革命为依托、特征的物质技术基础。
毫无疑问，当代全球化建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基础之上。这样讲，就使得当代全球化与建立在工业革命（以蒸汽革命为代表）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器革命为代表）基础之上的历史上的全球化基本区别开来。但是，1945年之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到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后，又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计算机、通信和软件等技术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信息革命。正是信息革命，而不是笼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才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当代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当代全球化无可争议的技术特征与依托。
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轰动全球的《世界是平的》这一畅销书中非常生动和形象地描述了世界变革的过程与表现。[54]他认为，因特网、工作流、软件、上传（博客、维基百科）、外包、离岸经营、供应链、内包、搜索服务（谷歌、雅虎）、数字化的个人电脑就是碾平世界的动力。而这些技术、软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经营方式和创新模式的革命是信息革命的表现与结果。因此，当代的全球化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即被弗里德曼称为3.0版本的全球化时代，从而区别于全球化1.0版本（1492-1800年）和全球化2.0版本（1800-2000年）。信息革命使当代人类以极高的运转速度、巨大的运转规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实时的联系、计算与合作，并且跨越了空间和语言的障碍。而从主体上讲，全球化3.0版本尤其使个人获得了自由参与全球事务、全球竞争的机会。这一切，都是历史上的全球化无法企及的，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难以达到的，因为个人电脑、因特网和应用软件的广泛运用，仅仅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更确切些说是90年代的事情。到了21世纪初才开始真正显现出其影响的独特性与深刻性，并且这种影响远未终结，恐怕只是掀开一个崭新时代的序幕。
其二，经济活动的全球性趋向毋庸置疑。
当代全球化的超国家、超领域性在经济领域表现最为突出，经济活动虽然在现象上仍存在于各国之内，但就其内在联系与本质而言，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全球经济，体现为全球生产、全球贸易、全球金融，以及跨国公司数量的迅猛增加和控制额度、比例的提升。每个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全球经济链条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本国利益。经济活动的国家自主性受到日益增多、增强的世界经济环境和他国经济状况的制约。这一点已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得到证明。当前的欧元危机，美国经济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势头的减缓，也可从经济活动的全球性联系与制约中再度得到解释。当然，经济活动的全球性趋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存在。但是今天的经济活动的全球性，无论在地域、规模、数量还是网络的速度与复杂性方面，都远胜于一百年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能够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毕竟尚有限，而今天则遍及全球；1910年，美国的出口贸易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而到1995年已上升到24%，同期英国的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44%上升到57%。[55]更重要的是金融资产的流动规模与速度都远高于贸易，金融已实现同步的24小时交易。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活动的全球性唯有在当代全球化阶段才是真正而有说服力的。
其三，非国家政治挑战国家政治。
如果说人们对当代全球化的经济指向和后果，即生成着超国家的全球经济，已从无奈转向适应和认同，那么，人们对当代全球化的政治指向和后果——非国家政治的兴起，则充满着更多的困惑、恐惧甚至抵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国家政治对国家政治的挑战在当代全球化中举足轻重。非国家政治指涉三个基本方面，即政治主体、政治议题、政治范围的非国家性。首先，政治主体超越国家，向下，表现为自愿形成的种种社群、团体；向上，表现为国际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为应对和治理各种全球问题而形成的开放的、混合型的组织与团体。其次，政治的议题突出问题领域和非规范政治。最后，政治的范围凸显跨国性。如果把主体、议题、范围三方面的变化结合起来，又不妨说非国家政治体现为团体政治与全球政治两种形式。团体政治，指以地方、社团、社区为基本载体，以议题政治为中心内容开展的各种活动，以及所呈现出的政治现象与行为。团体政治从微观层面挑战着国家政治，深化着政治的内涵，开辟着政治的新领域。全球政治，指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轴心，以全球为舞台，以全球价值为依归，体现着全球维度的新质与特点的政治活动与政治现象，其突出特征是政治的全球性。这种全球性绝非指范围的全球性，而且包含着政治的整体性、共同性以及利益和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导向。[56]显而易见，这种非国家政治全面挑战着至今居于主导地位并为人们所习惯、认同的国家政治，即政治的范围被限定为一国之内，政治的权威由国家和政府体现、运用，国家与社会的管理系统呈金字塔式权力结构，权力向度自上而下，具有等级性和强制性，政治的利益基础与核心是国家利益。一言以蔽之，国家政治的国家中心主义导向（体现在制度安排、管理方式、价值理念各个方面）受到当代全球化所造就和推动的非国家中心主义导向的质疑、冲击。于是在政治领域就出现两种政治并存、互动、较量的境况。一方面是非国家政治的兴起、渗透与扩散，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政治的回应、调整、抵制，甚至强化。虽然国家政治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但非国家政治所造成的压力与冲击与日俱增，这恐怕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其四，全球生态与环境主题凸显。
当代全球化的另一个向度是处于空前严峻的全球生态与环境背景下，因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全球生态与环境主题。这一主题从根本上说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由来已久，但人类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深切感受到自身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而这种紧张性又以尖锐的社会性问题集中表现出来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我们今天所关注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气候变暖等都是全球生态与环境问题的表现，它们都关涉自然生态的可持续，进而关涉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类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导地位正受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挑战，当代全球化把这一主题、特征鲜明地突显出来。在全球生态和环境新背景下，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首先是一种价值的关注、理念的关注、人文的关注，随之引发了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呼唤，并进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模式与战略。从1972年人类第一次环境会议到1992年人类第一次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及关于气候变暖的京都会议和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这近四十年的历程，都充分反映出人类对危及自身生存与环境问题高度重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深化的思考。由于全球生态与环境问题的生态、资源、环境要素都是超国界、关涉人类整体的，所以它天然地要求全球视野、全球理念、全球战略、全球价值、全球合作，从而与当代全球化的基调与倾向吻合。同时，它也恰好说明了全球生态与环境主题在当今得以凸显的缘由。
其五，社会领域的广泛公共问题方兴未艾。
当代全球化在社会领域的表现是，广泛的公共问题层出不穷，困扰公众，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危及人们的生存与安全。这里，公共问题仅指社会领域的，如人口、粮食、难民、移民、国际恐怖主义、毒品、非法洗钱、海盗、公共卫生与流行病防治、信息安全、拐卖妇女与儿童等等。显然，这些都属于非传统安全。当然，非传统安全不仅存在于社会领域，像经济领域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全球生态与环境领域的生态安全、环境安全也在非传统安全之列。但不言而喻，非传统安全在社会领域表现最集中、最突出，凸显了人们对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的关切。当代全球化，把社会领域的公共问题，即非传统安全提升到全球层面，使人们屡屡感到形形色色的公共问题的冲击与震撼。如“9·11”恐怖事件、索马里海盗的猖獗、“非典”肆虐、艾滋病传播、难民潮、毒品战争、黑客攻击、网络瘫痪等等。无人能够否认，这些公共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与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能为力。因此，社会领域的广泛公共问题进一步证明着人类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全球主义的思维与政策的拓展。
其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文化博弈。
文化的思考虽落后于经济、政治的变革，但却是深刻而持久的。当代全球化正经历着这样一场文化的博弈与反思，其焦点就是特殊性与普遍性、多与一、本土（地方、民族、国家）与全球的关系。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在当今却成为感知、应对、理解全球化的文化症结、价值症结，同时也成为当代全球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文化是历史地生成的，总与特定的地域、人群、环境联系在一起。近代以来，由于民族国家制度的确立，文化又更多地与民族国家相连接，所以才有中华文化、印度文化、美国文化、俄罗斯文化、欧洲文化等之分。换言之，文化的本土视角、地方视角、民族视角、国家视角有其强大的历史与现实依据，因而深植于人们内心之中，并凝聚为一种伦理价值和思维定式。当然，这种强调特殊性的本土文化、民族文化在历史上也遭遇到关注普遍性的普世文化的挑战，比如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中国古代的天下观，近代的自然法理论和自由民主学说，以及宗教伦理中的某些倡导普世价值的观点。但总的来讲，一则受技术和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二则受领土性民族国家的制约，人们的活动和交往领域还有限，相互联系比较薄弱，所以强调普遍性的文化视野和价值观念还难以有更大的市场与影响力。进入地球村时代后，时空对人类交往的限制已大大减弱，人类在全球维度上的流动性、联系性空前加强。于是，伴随技术、物品和人员的全球性流动，打通的不仅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国界，还有文化的封闭状态。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以及在其中生成着的普适性文化，成为当代全球文化的景观，面对经济的全球性、政治的超国家性，生态和社会领域的紧密相互依存，当代全球化的文化关切集中体现为：是否存在基于人类整体的共同文化与普世价值？民族（本土）文化与人类共同文化如何协调。如何理解全球化的地方化，如何理解文化的去地方化？国家、民族认同与人类认同如何协调，国家公民身份与全球身份如何协调。凡此种种，都极大地困扰着当代人类。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博弈遍及各个领域，“我是谁”“我该如何定位和行动”的困惑与追问抨击着每个人的心灵。
其七，全球制度化监管与治理的强化。
随着人类相互依存的深化和公共事务的增多，以及全球问题日益尖锐的挑战与冲击，制度化监管与治理的需求更加迫切。在这方面，当代全球化也展现了独特的风貌，表现出制度化、网络化、多层次、多主体治理的特点。首先是国际法的规范作用。当代国际法已表现出全球法的趋向，规范与协调的关系开始超越国家与国家关系，扩大到人类整体和个人。《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是两个典型，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也表达了同样的指向。由此可见，全球法治已不是幻想，正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变为现实。其次是国际组织数量的增多和功能与作用的强化。联合国的权威在冷战后得到加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经济组织在全球生产、贸易、金融中管理、协调的作用和地位无可置疑。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如生态环境、艾滋病、恐怖主义、信息安全、金融危机）的新组织不断产生，像20国集团就最有代表性。总之，不断增加的国际组织和不断调整着的组织功能都锁定于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跨国界的问题和公共事务，力求通过会议、宣言、声明使这些问题与事务得到制度化的监管和有效的治理。最后，日益复杂的全球化、区域化、领域化管理网络。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公共事务的复杂性要求人类在全球层次、区域层次、领域层次进行不同的制度建设和协调治理。因此，全球化与区域化、领域化并存。正如我们所见，全球层面的制度建设以联合国为中心，区域层面着眼于区域和亚区域的整合、协调与治理，像欧盟就是迄今为止进行区域治理的典范，而领域化的制度建设则以问题为导向，针对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行管理，它既是全球的又是区域的。总之，当代国际社会通过提升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作用构建全球化、区域化与领域化并存和交叉的管理网络，来强化对人类公共事务的管理，强化对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应对。
其八，全球公民身份与公民社会的崛起。
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全球化1.0版本的主体是国家，全球化2.0版的主体是公司，而全球化3.0版本的主体则是个人。他的说法显然有些片面，但个人借助信息革命提供的工具和舞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参与自由则是确凿无疑的。而这种参与自由，绝不仅限于竞争的自由、选择供应链的自由，在当代全球化的各个领域，个人都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个人身份的多元化以及与公共事务的组织化就成为审视当代全球化的又一尺度。个人依旧是某国的公民，这个基本身份并未改变、丧失，但是个人又可以同时获得某个区域组织中的合法身份，或是某个国际组织中的成员（不管是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是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无论是普通的成员，还是骨干或官员）。正如赫尔德所说，公民身份的世界主义意味着“公民身份不是建立在领土行政区内排他性身份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能在多种情况下被确立和利用的普遍规则和原则的基础之上的”[57]。公民身份的多元化推动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因为突破了国家局限的公民，将会以更宏观的视野审视人类公共事务和全球性问题，并通过建立或参与不同的非政府组织（NGO）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NGO爆炸性增长的原因。全球化需要管控，全球问题需要治理，而这些新事物靠以往的国家管控、国际治理已难以奏效，必须改变精英治理的老路，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其中。当代全球化正是在大众参与方面表现出了令人鼓舞的势头与趋向。
明确了全球化的历史形态和当代样式后，我们来讨论全球化的类型。遗憾的是，关于全球化类型的研究成果较少，最有启发性和代表性的是赫尔德的全球化类型学和基欧汉与奈的全球主义类型说。
赫尔德提出了分析全球化历史形态的八种维度。从时空维度上讲包括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影响；从组织维度上看包括全球化的基础设施，全球网络和权力实施的制度化，全球分层化的模式，全球交往的主导方式。根据这一框架，他构建了四种典型的全球化类型。
其一，密集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类型的特点是，在从经济到文化的所有社会生活领域或层面上，全球网络不断扩展，而且具有高强度、高速度以及高度影响的特点。他认为当代全球化具有密集全球化的某些特点。而在怀疑论者来看，19世纪晚期的全球化也接近这种类型。
其二，分散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类型的特点是全球网络，表现为高广度、高强度、高速度，但影响程度较低。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许多关键方面体现了这种状态，但在历史上并没有对应物。
其三，扩张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类型的特点是全球相互联系虽然表现为低强度、低速度，但同时又有高广度和高度影响。换言之，这种类型突出扩展和影响，而流动速度则较为有限。现代早期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最接近这种类型，因为在扩张过程中，当时的中欧洲帝国基本上占领了全球，对其他文化与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四，稀疏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类型表现为全球网络的高广度并没有伴随着高强度、高速度及高度影响，后三者仍处于低度状态。把欧洲与中国及东方联系在一起的早期丝绸贸易和奢侈品贸易与这种类型相似。
需要指出的是，在赫尔德看来上述四种全球化类型只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类型，绝非全球化类型的全部。全球化可以根据广度、强度以及影响，采取多种合乎逻辑的形式。换言之，全球化类型的可能形态是多种多样的，绝不要拘泥于一种形态、一种类型去认识和分析全球化。
关注相互依赖和制度理论，并为此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基欧汉与奈，直到20世纪末才对全球化作出理论上的回应。这是因为，他们要辨别相互依赖与全球化的关系。正是这种谨慎的态度，以及寻求相互依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联，使他们的全球化研究表现出独自的特点，其特点之一就是刻意区分全球化与全球主义，并赋予全球主义新的内涵。全球主义是世界的一种状态，它关注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并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如酸雨和病原体）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全球主义和相互依赖一样可以视为程度问题，它们均可以随着时间变迁而有所增减。全球化意味着全球主义的增强，全球化是全球主义变得越来越强烈的进程，也是跨国流动增强，相互依赖网络拓宽的趋势。[58]然而，从全球化研究来看，基欧汉所说的全球主义与全球化并无本质性区别，他关于全球主义的维度和分类恰恰与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类型相类似，可予以借鉴。基欧汉与奈曾先后论及过七种全球主义，即七种全球化类型。
其一，经济全球主义，指的是商品、服务、资本和伴随市场交换的信息和观念的长距离流动，以及与这些流动过程相关的组织。
其二，军事全球主义。指的是使用、威胁或承诺使用武力的长距离相互依赖网络。军事全球主义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显现，如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而在当代，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恐怖平衡”则是另一例证。
其三，环境全球主义。指的是物质在大气层或海洋中的长距离运送，或者影响人类健康、福祉的病原体或基因物等生物实体的长距离运送。环境全球主义的历史也很悠久，如几千年来各种流行病的传播，而当代的表现则有全球变暖、艾滋病扩散等等。
其四，社会和文化全球主义。指的是观念、信念、意向和人员（即观念和信息的载体）的流动。其表现如宗教运动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实践和制度在区域或全球层面的效仿与复制等。社会和文化全球主义影响着个人的观念，及其对文化、政治和个人身份的态度。由于因特网出现，当代文化、观念的传播速度更快，意义更大。
其五，政治全球主义。指关于权力和治理的观念和信息，它可以模仿效应（如宪政安排或民主国家的数量）、政府政策的传播或国际机制的扩展来衡量。但是基欧汉与奈又认为，政治全球主义好像不是一个独立形式，只是社会文化全球主义的一个子集，因为，几乎所有形式的全球化都有政治意义。
其六，法制全球主义，指法治实践和法制制度向各问题领域——包括世界贸易或政府首脑谴责战争罪——的传播。同样，基欧汉与奈也认为法制全球主义最好被看作社会文化全球主义的一个子集，否则全球化的分类就过多、过细，难以穷尽了。然而，把政治和法制这两个重大领域的全球化归结为社会文化全球主义的子集，似乎过于简单，也容易遭致质疑。
其七，非正式暴力的全球主义。指非国家行为体利用现代传播、交通、爆炸或（潜在的）生物技术，制造暴力的流动，形成暴力流动的网络，从而削弱其他形式和领域的全球主义。这是“9.11”事件后，基欧汉与奈对全球化的最新回应，也是他们提出的另一个全球化类别。
由此不难发现，基欧汉与奈是从影响人类生活的重要领域和问题角度研究全球化类别的。除此外，他们还提出了强全球化（全球主义）与弱全球化（全球主义）。强全球主义包含着既集中又广泛的多种关系。远距离的、大型而持续的流动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弱全球主义在流动性、影响性上有限，丝绸之路就是弱全球主义的一个例子，受其影响的毕竟只是少数人。[59]
全球化类型的研究刚刚开始，这种研究不仅需要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全球化有现象、内容上的把握，更需要某种理论构建。最重要的是提出恰当的分类标准，否则无从下手。现在看来，大体上有四种分类标准。
其一，根据全球化的程度，包括网络的密度，流动的广度与速度，影响的深度与广度。赫尔德所说的时空维度的四个依据，基欧汉与奈所讲的网络密度、制度转化率和跨国参与[60]，都指向辨别、衡量全球化的程度，这也是当前全球化类型研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据此，全球化可区分为密集的全球化与稀疏的全球化；强全球化与弱全球化。其二，根据全球化指涉的领域或问题。这是最通常的分类方法，适用面较广，也比较灵活，能够很快回应和容纳新的全球化现象。据此，人们一般把全球化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科技、环境、信息、语言等全球化。其三，根据全球化的历史年代。这是宏观的、历史学的分类方法，其中又不妨分为两个亚类。一种是纯编年史的方法，就是按历史顺序，分阶段予以梳理、概括（如赫尔德将全球化分为前现代的全球化、现代早期的全球化、现代的全球化、当代的全球化）。另一种是突出研究者的标示性观点，但遵从历史的先后顺序（如本书将全球化的历史演进分成全球化的渊源与萌芽期、全球化的成长与扩散期，全球化的成形与反复期，全球化的提升与变革期）。这种分类的长处是便于作大尺度、大视野的理论分析和比较研究，不足是线条过粗，把握起来比较困难。据此可将全球化分为当代全球化与历史上的全球化。其四，根据全球化所依托的代表性技术。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中运用较多的方法，因为一种能起到划时代作用的技术，往往会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意味着革命。据此，可划分为前蒸汽时代的全球化、蒸汽时代的全球化、电力革命时代的全球化、信息革命时代的全球化。这种分类对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一个特定时代的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和本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