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与教

在后世的追溯下，孔子获得了许多身份，如“圣人”“先师”“素王”“教主”“哲学家”等等，在这众多身份中，“师”仍然是孔子最基本的身份。但孔子并不是那种熟练掌握并传授某一类知识或技艺的老师，而是一位教化天下之“师”。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中》描述了上古时期官师合一的情形：“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于制度。彼时从事于学者，入而申其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征，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注：章学诚撰，叶瑛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原学中》，1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上古之世，圣王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政教系统，维系和安排着人民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民在日用而不知中被塑造出良好的美德，政教为一，圣王即是天下人之师，在《诗》《书》中均有明证。然而，自平王东迁，西周国祚历二百余年而尽，春秋之际，诸侯蜂起，王官失守，天下陷入政治的崩溃与道术的分裂中，旧有的道德与政治秩序已经无法再以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延续继承下去。政教分离带来的严重问题是，现实的为政者徒尸其位，无贤德可称，不可能承担起教化者的责任，离开了教化的政治，无法为天下人提供一种好的生活。

面对这样的困境，孔子开创了一种新的行教方式，继圣王之业，重建道德与政治。与此前圣王不同，孔子有德无位，不可能以王者身份行王者之教；与周代作为百姓之“师”的王官不同，孔子也不是执掌典章，教育百姓各项礼仪的角色。孔子以私门教授的方式，面向世人，给予教化。《论语》中的每一章，都对应着一个鲜活真实的行教情境，但在记录、编纂和流传的过程中，行教当下的情境被抽去了。语言因情境获得意义，《论语》中孔子的许多言辞并不在泛泛讲述抽象的道理。因此，对于孔子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言辞，不能够不加区别地看待，这就要求我们带着“复活情境”的意识来解读《论语》，尝试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回到孔子言说的那个情境，身临其境地参与到其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孔子的教化。

按《论语》的记载，包括孔子弟子、诸侯国君、卿大夫、乡党之人、隐者等人都曾作为孔子教化的对象。孔子施教的方式，主要以“言”为教，包括大量以“子曰”发端而言说对象并不明确的陈述句，夫子与弟子的答问，夫子与诸侯、卿大夫间的应对等等，以及少量对孔子“身教”的记录，如《乡党》篇的描述。但孔子的“言”教，不只是通过说话的方式告诉受教者某些道理、某种知识。譬如，《先进》篇中，同样是对于“闻斯行诸”的问题，孔子对子路和冉有的回答却截然不同（注：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注：刘宝楠：《论语正义》，4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又如，孔子经常对某些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评论，而实际上这些话是面对弟子而说，因此必然不是孔子一时兴起而发表的感慨，而有其施教的用意。可见，孔子是有目的地对不同人采取不同的言说策略，孔子之“言”，应将之视为一种别有深意的“行”。《论语》中，孔门弟子与为政者是孔子对话两个最主要的群体，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孔子对弟子之教与对为政者的言辞，通过对若干具体对话情境的解读，认识孔子教化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