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汉代象数易占的典要化之失

与大衍筮法相比，汉代象数易占的另一大特点，即是它的典要化。

西汉中期，易学具备卜筮传统，其所独有的卦爻象又有着可以广泛象征事物的能力，适合继承公羊学、礼学、诗学中的灾异说，而承担起配比万事万物、解释诸政之所由出的职责。汉代易学家为了使易学能方便而准确地用于占卜，乃创造、敷衍出象数易说，以典要化的方式处理易占，将其从取象到得出占卜结果的过程变得系统而富有规律性，力图使任何人在同一时空环境下均能据相同的方法而得出同样的占卜结论，以期让易占广受认可，成为显学乃至指导政治。可以说，这种努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颇见成效的。但是，这种有违于《易传》“不可为典要”之精神的努力，亦对汉代象数易占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汉代象数易占之中，某时某处的时空信息必然对应于一组固定的卦爻象，此卦爻象又指向一个被预设好的此时空所应然出现之天象。从卦气说、爻辰说等易说中可以见得：其将时空信息与卦爻配比的方式不可谓不精巧，其由卦爻所连及的天象不可谓不众多，其所设定的各天象对应之人事吉凶不可谓不细密。然而，即便将时空信息与卦爻配比得再精巧，也不可能将时间轴、空间坐标之各点配比殆尽；即便罗列再多的天象，也不可能穷极天地间的所有自然物象；即便在区分占卜事项时如何细致入微，也不可能应对政事、农事、战事中频频冒出来的新问题。这是因为，汉代象数易占选择将时空中的万事万物具体地、个别地、准确地与卦爻象建立关联。卦爻象作为《易》所特有的文本形式，表意丰富，象征力强。其所以能举区区六十四卦而可谓整全无遗，盖因其与外在之象的关联并无定法、其与卦爻辞的关联方式不可以一例求之。《说卦传》列出了八经卦所能象征的大量自然、人事之象，但这种列举可谓东鳞西爪，并不具有穷举的意义；即便虞翻后来举出更多的“逸象”，也恰足以证明：若要具体列举，总能列举出更多。与此同时，“《周易》古经卦爻辞与卦爻象间是否存在联系”这一命题，今时今日犹面对着许多正反不定之论；按照传统的理解及笔者自身的认识，这种联系当然是存在的，但必不是一种确定、具体、处处皆同的联系，也不可能以某种方式来整齐划一地彻底总结各处象、辞间联系的内涵之理路。卦爻象与他者关联时的随意性与可能性，正是其强大象征能力、表意能力的源泉。以其随意，故涉者也广；以其可能，故所广涉者亦均确能与之关联起来。反观典要化的汉代象数易占理论，其建立联系的方式既不随意，也因其落得太实而终不可能使所有联系均如此实在地得以建立。

此外，吾人可以考乎符合“不可为典要”之要求的《易传》大衍筮法，以体察汉易之失。《易传》筮法，靠随机将蓍草多次分为两堆以得爻、成卦，其得出少阳、少阴、老阳、老阴的过程，是人所不能与的。因此，此法所能占得的卦爻象，也是不确定的。两个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地点就同一事件进行占问，若依《易传》筮法，往往会得出两个不同的卦爻象，其人乃能按照自身实际情况而对其进行虽嫌随性却不会失之机械的分析，一个具有深刻生命体验的人于此往往更能据神圣而欠缺意义的卦爻而对未定之事有所认识，此即合于荀子“知易者不占，善易者不卜”的观点；若依汉代象数易占之说，两人的占卜结果却将是同一的。这是因为，汉代象数易占强调依占问对象的所处时空等信息而占，但各种占问对象所互相有别的，又岂止是时间、空间等有限信息所能表达的呢？占卜活动，要求占卜的有限依据能与尽可能趋于无限的外在占问对象相连。在这个意义上，汉代象数易占理论之典要化，在“不可为典要”的《易传》筮法面前，即落了下乘。

具体化、系统化、典要化，是汉代象数易学家改造易占之学的努力方向，却也是改造后之理论的问题所在。它使易占理论变得犹如一种朴素科学理论，降低了其蕴含的可能性，削减了其作为一种占卜理论的功用，从而背离了汉代易学家对其加以改造时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