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之前中国教育思想之主旨

黄克剑先生曾指出：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的自觉发端于孔子。（注：参见（注：黄克剑：《〈论语〉解读》，35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孔子之前，中国人人生关切的重心在于“命”，而在孔子以“仁”立“教”之后，“道”开始成为世人人生眷注的重心所在。“命”在中国古人那里关联着某种难以逆料的遭际。关注于这遭际，人在现实中遂或主动或被动地致意于求生避死、趋福避祸、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无论实物资料还是文辞资料都反映出，上古时人的思想是笼罩在“命”意识之下的。以史迹为证，中国上古时期曾经出现过数量庞大的甲骨卜辞，后来更产生了“人谋鬼谋”（注：《易·系辞下》。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的《易》。《易》为卜筮之书，而占卜与筮卦的主要目的无疑是要对当事者的赋有命运感的可能遭际作某种预测。此外，在初民的“帝”崇拜、祖先崇拜甚至周人对“德”的崇尚中，也充满了对“命”的敬畏感。“帝”曾是中国先民的至上神，甲骨卜辞中已经多有“贞：大甲不宾于帝”“贞：下乙不宾于帝”“贞：咸不宾于帝”“贞： 咸宾于帝”“贞：大甲宾于帝”（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28247，28249，794，28511，67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等辞句，显然殷人认为“帝”拥有护佑或惩罚下民的能力，殷族兴起的原因在于受“帝”之“命”，故而连殷王本人也要以是否“宾于帝”占问。“帝”虽被人作为至上神膜拜，但“帝”的原型却是花蒂。（注：清人吴大澂指出“帝”字“像花蒂之形……蒂落而成果，即草木之所由生，枝叶之所由发。生物之始，与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吴大澂：《字说·帝字说》，（注：转引自（注：黄克剑：《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13页，北京，线装书局，2006）。又黄克剑先生进一步揭示“帝”崇拜的底里说：“先民们心目中的至上神‘帝’由神话花蒂而来，花蒂却又是植物结果、生籽以繁衍后代的生机所在。‘帝’崇拜，说到底是对生命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寄托了崇拜者对生命的珍爱和对生命的秘密的眷注。”（《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13页）蒂落而结果的神秘现象吸引着古人探究“生”的秘密，而“帝”的可以降下“百祥”或“百殃”的说法则代表着这探究最初的答案。“命”在这里无疑指示着“生”的祈向上的某种终极性设定，人格化了的“帝”，不仅能“生”，抑且能主宰人的命运，是以受到人的膜拜。

古人祭祖历来多为祈求福佑，如《诗》中多“汤孙奏假，绥我思成”（注：《诗·商颂·那》。 （注：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注：《诗·商颂·烈祖》。）等诗句，而卜辞中亦多“其求年于夔”（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28249。“求雨于上甲”（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672。）等记载。虽然目前学者们在祖先本人是“帝”抑或只是具有神能的“帝”的中介人这一点上观点有异（注：秦照芬认为：“在殷人心目中，先祖死后当升于天，在帝左右，因此具有帝之神能，可以降苦受佑。换言之，殷人之祖先死后可以‘配祀上帝’，当然也就可以成为殷人与帝之中介人。”（秦照芬：《商周时期的祖先崇拜》，8页，台北，兰台出版社，2003）而林惠祥则认为：“祖先崇拜是鬼魂崇拜中特别发达的一种，凡人对于子孙的关系都极密切，所以死后其鬼魂还是想在冥冥中视察子孙的行为，或加以保佑，或予以惩罚，其人在生时虽不是什么伟大或凶恶的人物，他的子孙也不敢不崇奉他。”（林惠祥：《文化人类学》，2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但在祖先崇拜反映出上古时人认为祖先左右甚至决定着子孙命运这一点上的看法则是一致的。虽然祖先崇拜的发生可能有多种原因，但对“命”的问讯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在周人尚“德”的观念中同样体现出古人对“命”的关切。过去周人尚“德”曾被当作中国先民思想开始摆脱外在的“帝”“天”观念束缚的主要例证之一，但如果从上古时人崇拜的整体状况来看，则这种观点显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一个毋庸置辩的事实是：周人在尚“德” 的同时似乎更注重尊“帝”而崇“天”（注：以《诗》为例，《诗》的形成约在周初至春秋中叶之间（用聂石樵、黄克剑先生观点），其中提到“帝”“天”的数量远远超过提到“德”的数量。《诗》全篇提到“帝”42处，基本为“上帝”的用法；提到“天”165处，其中言自然之天11处；合“帝”与人文意义上的“天”共207处。《诗》全篇提到“德”71处。即使是在部分篇章可能形成较晚的《尚书》中，言“帝”“天”的数量也比言“德”的数量多得多。《书》全篇提到“帝”125处；提到“天”279处；提到“德”125处。），并且，与“德”在后来主要与人的品格、境界相关联不同，周人的“德”与命运关联得更紧密。“德”对于周人来说意味的是另一种可以获致上天宠眷或避免其惩罚的行为准则。如《诗·大雅·皇矣》是“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注：朱熹：《诗集传》，《朱子全书》，第一册，66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的，而《皇矣》将周三代先王之德归为“帝”“天”之所命，故而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度其心”“帝谓文王” 等诗句。古人以“德”卫“命”的用意在《左传》中亦有记载，而且比《诗》之所吟更为突出。《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大夫里克说：“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国为与楚国争长而选帅，晋卿赵衰推荐“说《礼》、《乐》而敦《诗》、《书》”的大夫郄谷，赵衰认为“《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这里的“德”被明确表述为求“利”的根本手段。趋利避害本就是一种意图获致更佳命运的行为，以“利”言“德”，表明孔子之前的周人仍处于“命”意识的笼罩下。

在“命”意识的笼罩下，上古教育自然以维护部族之“命”为其主要目标。从学校形制上看，上古学校“辟雍”（注：蔡邕《明堂章句》：“取其周水圜转如璧，则曰辟雍。”蔡邕撰，陆尧春辑：《蔡氏明堂月令章句》，陆氏小蓬山馆，嘉庆三年刻本。）或“学宫”选址于水沼西南，四面凿池以环水，池上建四桥以通内外，中间则建东西南北四室以教学，这种形制极似古代举行重大典礼的“明堂”。虽然这一点现在仍未最后定论，但上古“大学”在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等课目的同时也作为国家举行祭祖典礼的场所却是可以肯定的。如《礼记·王制》载“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而鲁国即曾在泮宫举行献俘仪式（注：《诗·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不告于讻，在泮献功。”），显然，献俘的仪式在这里也是学校所“教”的一部分。再从学习内容上看，由典籍可知，上古尤其是周代学校教授的内容首重礼乐，而礼乐的出现本就与“命”意识笼罩下的人们祈求神灵与祖先的护佑分不开。《说文解字》释“礼”为“事神致福”（注：许慎：《说文解字》，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王国维进一步考证说：“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注：王国维：《释礼》，《观堂集林》卷六，2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礼”在最初可能仅仅是一种“祭祀神灵以求赐福的仪式”（注：黄克剑：《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22页。），其随后则发展为一整套关于人神关系及由这关系确定的人伦关系的规范。以周代学校中举行的“饮酒”礼为例，“饮酒”是当时学校中最隆重的典礼之一，在地方学校中举行于元日，在国家“大学”中更有周王亲自参与，每年举行四次。（注：王应麟称：“凡一年之中，养国老有四，皆用天子视学之时。”王应麟：《玉海》卷一百一三《学校三》，207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饮酒”的仪节是宴飨有德行的长者，而其目的则在于“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注：《礼记·乡饮酒义》。（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周人认为尊奉老人代表着一种“合理”的人伦秩序，而这种人伦秩序的施行是为神所赞许与护佑的，故而《礼记·文王世子》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众以事，达有神，兴有德也”，孔颖达也将“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注：《礼记·射义》。）解释为“乡饮酒，谓《党正》‘国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也”（注：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420~421页。）。古人认为“饮酒”之“礼”的施行情况关联着国家的命运，所以“饮酒”才会一直被作为学校的主要教育内容受到重视。

与“礼”的起源相近，“乐”的来源也与古人对“命”的关注分不开，“古人‘事神致福’常会以‘乐’相伴。《周易》豫卦象辞所谓‘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说的就是‘乐’的缘起和效用。如果说‘礼’侧重于一种神与人、人与人的伦常秩序的规定，‘乐’的作用就在于熏陶处在这伦常秩序中的人的心灵和情致”（注：黄克剑：《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22~23页。）。古人教“乐” 以事“神”的目的很明显。周代“大学”有“瞽宗”的别称，《礼记·明堂位》：“瞽宗，殷学也”；《礼记·文王世子》：“礼在瞽宗，书在上庠”。韦昭解释“瞽宗”的由来说：“古乐正，知天道者也，死以为乐祖，祭于瞽宗，谓之‘神瞽’。”（注：《国语·周语下》。韦昭注：《国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故而《周礼》中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注：《周礼·春官·大司乐》。（注：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三十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的说法，可见“乐”的教授实际上也是为了启示受教者领悟人神分际以安“命”而设立的。由上古学校的形制以及“礼”“乐”之教的内容可以看出，至少在周代中期以前，教育是笼罩在“命”意识之下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上古的教育思想中不含有别的因素，否则子思、孟子等人也就无法对三代甚至更早时代教育的主旨从儒家的角度进行追溯了，但毕竟“命”才是这一时期教育之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