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兵家与法家的思想渊源

战争作为解决矛盾最暴力、最直接的手段，在人类社会各个发展时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原始社会的部落征服、血亲复仇，到三代时期王朝更替战争、平叛固统战争，再到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大国兼并和统一战争，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了解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军事思想。先秦兵家的著作可以说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军事思想的最高水平，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更是将兵家著作单独列出设为兵书略，与包含其他先秦百家的诸子略并举，可见对兵家的重视程度。

军事思想作为整个思想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成熟，与人类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总体发展演化，有着深刻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注：参见黄朴民：《先秦两汉兵学文化研究》，1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是先秦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的集中体现，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在倡导自己治世理念的过程中都不乏关于军事战争思想的论述，其中以法家对战争最为重视。兵家与法家虽然都很关注军事思想，但二者的立足点和着眼点是不一样的：法家把发动战争当作富国强兵、制霸诸侯乃至一统天下的必要手段，法家著作中更多的是从国家全局的宏观角度谈论军事战争；而兵家就纯粹很多，一切以取得胜利为目的，论述更多的是战略战术、治军体制等具体的军事思想。

在先秦兵学之中，属《尉缭子》的法家思想色彩最为浓厚。西汉刘向《别录》甚至提出“缭为商君学”的观点，直接肯定了《尉缭子》传承自法家商鞅一脉。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也有这样的评述：“《孙子》之诡谲奥深，穷幽极渺；《吴子》之醇正简要，恕己近情；《司马》之缜密严谨，详核周至；《卫公》之辨析精微，考据典确；《尉缭》之敦本勇实，峻法明刑；《黄石》之机权敏幻，智述渊闳；《太公》之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注：朱墉：《武经七书汇解》，1~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朱墉认为相较于另外六本兵书，《尉缭子》最大的特点是“敦本勇实，峻法明刑”，而“峻法明刑”正是先秦法家学说的主要思想之一。

法家中比较正统纯粹的是秦晋法家一脉，其中的代表就是《商君书》和《韩非子》，而又以《商君书》最能体现法家论兵的精髓。《汉书·刑法志》有言：“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注：《汉书·刑法志》，1085页。）；《战国策·齐策五》载：“卫鞅之始与秦王计也，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以禽于齐矣；冲橹未施，而西河之外入于秦矣”（注：刘向：《战国策》，44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荀子·议兵》篇亦赞曰：“秦之卫鞅……皆世俗之所谓善用兵者也”（注： 王先谦：《荀子集解》，276页。）。法家学说东渐后衍生出的齐法家一脉在论兵方面则以《管子》最具代表性。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注：《史记·管晏列传》，21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奠定了齐国霸业的基础，《管子》一书虽然是战国中后期稷下学士的合著之作，但其中《兵法》等论兵的篇章内容很能反映齐法家管仲一脉的军事思想。

在战国中后期这个诸子百家学术对峙并兼容的大时代环境中，《尉缭子》广博地吸纳了其他学派的思想，特别是对秦晋法家和齐法家思想的兼收并蓄，使之成为法家思想在兵学领域的集成之作。本文就着重从秦晋法家《商君书》和齐法家《管子》的视域，来分析《尉缭子》中的法家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