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

包括铁路史在内的交通社会史既有研究成果对铁路相关专业理论的吸收与表述尚显不足,缺乏完整有力的解释框架。江沛亦曾指出当前融合历史学与铁路专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江沛:《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1979—2009》,载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第525页。所以,笔者认为既然“交通”在前,“社会”在后,那么相关学者似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铁路相关专业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把握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契合度,并自觉与该学科形成对话。这或许是推动交通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入的途径之一。拙著将初步采用交通规划学和铁路工程学的理论方法进行分析,但也将把握与本研究之间的相关度和适用度,并努力寻找对话点,同时还将注重以人为本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并充分理解社会变迁的理论内涵。通过以上各点,笔者希望能将铁路经济社会效应问题分析得更加深入、到位。

一 交通规划学

交通规划学参见[苏]霍达塔也夫《城市规划中的铁路运输问题》,殷彭龄译,建筑工程出版社1955年版;张文尝《城市铁路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版;刘灿齐《现代交通规划学》,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版;[英]朱利安·罗斯《火车站:规划、设计和管理》,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是城市及区域规划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使交通能有效地引导区域和城市发展,实现交通建设与区域发展相协调的最终目标。因此,该学科在分析路线布置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方面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是拙著最主要的研究方法。

城市空间结构是规划学、交通工程学领域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一般解释为从空间的角度探索城市形态和城市相互作用网络在理性的组织原理下的表达方式。顾朝林等:《集聚与扩散:城市空间结构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从其学术源流上来看,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同心圆带状结构”、“扇状结构”、“多核心结构”[日]青山吉隆:《图说城市区域规划》,王雷等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79页。这三种城市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空间维度的描述,即关注一座城市在与周边城乡尤其是与其他城市互动的过程中,其城市结构在空间上发生的变化。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按照地域规模可分为三个层面参见武廷海《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形态的影响研究述评》,《城市规划》2000年第40期;张凯、曹小曙《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空间结构国内外研究进展》,《人文地理》2007年第6期;王丽等《高速铁路对城市空间影响研究述评》,《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9期。(参见第五章):车站站区、所在城市、所在区域,这也分别对应了交通运输方式的节点、线路及网络三大属性。在车站站区层面,铁路促进周边土地使用的开发,形成城市新的增长点;在城市层面,铁路优化了资源配置,带动城市产业与人口的发展,加速了城市空间的扩张;在区域层面,铁路缩短了区域内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改变区域城市网络的空间关系,有利于建立跨区域的城市圈,推动区域发展和城乡整合。

二 铁路工程学

铁路工程学的相关理论主要运用于铁路与水利关系的问题中,借此分析桥梁阻碍河道水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学名为“壅水”,指因水流受阻而产生的水位升高现象。也就是说,当河道上建起桥梁后,桥梁挤压了天然水流,减缓了水流速度,于是桥上游的河道中出现了壅水现象(参见第三章),在汛期容易引起上游地区的洪涝灾害。壅水高度通过ΔZ 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中的η系数系根据河流的类型和河滩的过水能力而定。长三角平原低洼地区河滩较大的河流,该河滩通过河道总流量50%以上者,η取0.15。Vμ为桥下的平均流速,V0为水流未被挤压时(即桥梁建造前)的平均流速。铁道部第三设计院编:《桥涵水文计算》,人民铁道出版社1960年版,第49页。根据水文记录等资料,即可测算出相关结果,验证铁路桥梁对泄洪的影响程度。据笔者目力所及,壅水分析并未出现在民国时期的铁路工程学论著中,而近年来国内筑路技术日新月异,跨河桥梁大多采用大跨度结构,很少在河道中建设桥墩,所以为接近民国时期的技术标准起见,笔者采用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理论文献。

三 重视“人” 的作用

现有交通史研究普遍存在的一个总体性问题是:对 “物” 关注较多,而对“人” 着墨甚少,尤其是对个人和群体在经济社会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缺乏必要的关注。“人” 本来就处于历史发展的主体地位,拙著的事实也再度证明个人和群体是各种制度的执行者和变迁的主导者。因此拙著将微观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宏观的铁路经济社会效应相结合,以期展现历史的丰富内涵,接近变迁的真实脉络。

四 明晰社会变迁的理论内涵

拙著的主标题中包含 “社会变迁” 一词。笔者认为必须准确把握社会变迁的内涵才能避免既有学术成果片面理解铁路经济社会效应的现象。

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其根源来自经济和政治模式内在的不一致和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社会变迁以不同方式影响着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对他们而言“变迁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因此社会变迁是对社会变化演进的客观描述,并不包含价值判断,对既定的社会系统也会产生有利、无利或不利的影响。[美]史蒂文·瓦戈:《社会变迁》,王晓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59页。

在人类历史中,技术革新是社会变迁的重要驱动力。铁路作为一项新技术必然引起新的社会变迁。技术的影响体现在社会中个体的生活、社会的价值、社会制度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社会的政治组织等方面。技术的积极和消极作用“经常同时发生”,同上书,第9—10页。尤其是在近代中国等小农经济国家,铁路兴起之初其自身具有的以及被建构的消极作用往往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这种阻碍也体现出社会变迁对交通发展的反作用。

综上所述,只有一定程度地掌握铁路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准确理解社会变迁理论内涵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更理性、更全面地认识铁路的经济社会效应及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