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现代简史

一 工业垄断地位丧失

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英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逐步丧失工业垄断地位。19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各国开始进入技术革新和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的时期，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为标志，那么这一次则是以电动机为象征，并且带动了电力、石油、化工、汽车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创立和迅速发展，特别是德、美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跳跃式发展。它们不受大量旧有企业固定资本的束缚，广泛采用新的科技成果，迅速发展新兴工业部门，用更先进的设备进行生产，从而创造出更高的利润和经济增长率。而英国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工业主要集中在纺织、煤炭和钢铁等传统部门，设备老化，技术陈旧，发展速度缓慢。在世界技术革新浪潮的推动下，英国虽建立了一些新兴工业部门，但规模较小、发展缓慢，无法与德、美等国一争高下。这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赶上并超过了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家，英国开始步入“相对衰落”时期。据统计，1870～1913年的43年间，英国工业产值增长了1.3倍，而美国和德国则分别增长了8.1倍和4.6倍。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业产值已超过英国。20世纪初，英国又被德国超过。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由1870年的13.3%上升到1913年的16%，德国由13.2%上升至15.7%，而英国则由32%下降为14%，其“世界工厂”地位不复存在。

不过，对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状况的评析还应持谨慎态度，一方面要看到英国经济出现了相对衰落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到其雄厚的基础和实力。所以，它的衰落只是相对的，其衰落过程也是漫长曲折的。就20世纪头十来年的情况看，英国在造船、国外铁路投资以及国际贸易、世界航运和金融方面，仍居世界首位；在煤炭、钢铁、纺织和机械方面，也仍有很大潜力。

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与政治状况

英国虽然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通过《凡尔赛条约》与其他国家瓜分了原德属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从而使海外属地面积增加了近260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1300万人，但战争也使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战使英国死亡近75万人，损失了1/3的国民财富和70%的商船队，变卖了1/4的海外资产，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战前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金融中心，一战后，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至纽约，英国成为美国的债务国。英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势也不复存在。1919年英国的出口贸易比战前减少45%，国际贸易逆差日益严重。1913年时，英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居首位，美国位居第二；一战后，英美两国的位置恰好互换。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从1913年的14%降至1930年的10%。英国的海上优势也一去不复返。1922年2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英国的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与美国相等，从此英国丧失了“海上霸主”地位。所以有人指出：英国赢得了战争，但丧失了优势；打败了敌人，却输给了盟友。

一战后，英国经济长期处于萧条停滞状态，导致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工人运动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工党（其前身为1900年成立的“劳工代表委员会”，1906年改称“工党”）取代自由党成为第二大党。资产阶级为了应对高涨的工人运动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一再把工党推到前台。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于1924年、1929年和1931年先后3次组阁（第一次与自由党合作；第二次单独组阁；第三次为三党联合执政的“国民内阁”）。严重的失业问题和劳资纠纷不时引发工人罢工。1926年爆发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引发了运输、印刷、化学、钢铁、金属等其他行业工人参加的总罢工，参加人数达600万人。政府为此实行戒严，议会还于1927年通过的法律中规定总罢工为非法。

这一时期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取得了重要进展。进入20世纪以后，爱尔兰人民加强了反英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爱尔兰爆发了复活节起义，并于1916年宣告成立爱尔兰共和国临时政府，但经过5个月的奋战，起义失败。1918年当选的爱尔兰共和派议员拒绝出席英国议会。1919年1月，他们在都柏林组建了爱尔兰议会，宣布建立爱尔兰共和国，并组成临时政府，英国政府派军队前往镇压，几乎将全部爱尔兰议员都投入监狱。但爱尔兰“共和军”开展了反对英国统治的游击战争。1921年12月6日，经过艰苦谈判，英国被迫签订《英爱条约》，承认爱尔兰南部26郡为“自由邦”，享有自治权；北方6郡仍归英国直接管辖，成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组成部分。1937年，爱尔兰议会通过新宪法，宣布爱尔兰自由邦为独立共和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1948年12月21日，爱尔兰议会通过《爱尔兰共和国法案》，宣布脱离英联邦成为完全独立国家。1949年4月18日，英国承认爱尔兰完全独立，但仍拒绝归还北方6郡。

三 英联邦的形成

白人自治领在英联邦内获得同英国平等的政治地位，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帝国演变史上的重大举措。英联邦的形成过程，可以上溯到19世纪中叶，从那时起，英国开始赋予其海外领地以内部自治权力。当时白人移民的力量与日俱增，他们不满于被遥远的伦敦任命的殖民官员统治，也对被完全剥夺发言权的状况不满，要求殖民当局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利益。英国统治集团为了使这些由白人移民建立或白人居统治地位的海外领地留在帝国内，避免重蹈北美13州脱离母国独立的覆辙，允许它们依照母国的模式实行程度不等的内部自治和责任政府制度。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英属北美法案》，加拿大成为英帝国内第一个自治领。此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也先后取得了自治领地位。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自治领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白人自治领站在英国一边参加了战争，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给予母国以重要支持，从而为他们战后要求进一步调整帝国内部关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1926年举行的帝国会议通过了贝尔福勋爵起草的《帝国内部关系委员会报告》，确认各自治领是英帝国内地位平等的自治实体，在内政和外交事务方面彼此无隶属关系，唯以对英国君主的共同效忠为纽带，作为英联邦成员自愿联合在一起。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将帝国内部关系的这种变化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英联邦遂正式形成。当时的英联邦只包含英国和白人自治领，其成员除英国外，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和纽芬兰。后来，纽芬兰因经济困难于1934年放弃自治领地位，并于1949年并入加拿大。爱尔兰于1949年成立共和国，脱离英联邦。

在帝国内部关系演进的过程中，由于政治上的离心倾向不断滋长，加强经济联系就成为维护帝国和英联邦团结的一种重要手段。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不断壮大，各自治领提出了消除帝国内部贸易壁垒、母国与自治领彼此给予优惠待遇的主张，希望分享帝国的市场。在英国国内，以约瑟夫·张伯伦为代表的帝国“卫士”认为，建立帝国商业联盟是走向政治联盟、实现帝国统一的先导，主张紧紧抓住这样的机遇进行关税改革。但是，英国多年来已经习惯于自由贸易政策，国内仍然存在着相当强大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力。当时英国虽已丧失“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然而其弱点尚未充分暴露，所以关税改革进展迟缓。但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实力遭到严重削弱，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萧条停滞状态。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1929～1931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英国统治集团终于正式放弃了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走上了贸易保护主义道路。1932年7月在渥太华召开的帝国经济会议上，英国同当时也深受财政和经济危机之苦的各自治领共同商定，通过加强帝国内部的经济合作，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困境。为此，双方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互惠协定，建立了关税同盟性质的帝国特惠制体系。与此同时，为了稳定货币、增强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能力，还组成了以英帝国为主的英镑集团。所有这些经济措施，不仅有助于帮助英国和各自治领共渡经济危机的难关，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维系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团结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影响。

四 绥靖政策

绥靖政策也称姑息政策，是一种对侵略不加抵制、姑息纵容、退让屈服、牺牲被侵略国家，同侵略者勾结和妥协的政策。二战前，英国推行的这一政策在下列几个重大事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20世纪30年代，西方大国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中采取了名为调解、实为对侵略者姑息纵容和安抚的政策。英法两国控制下的国联不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无视中国东北的沦陷，通过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冲突，撤退军队。1932年，国联派出以英国李顿勋爵为首的调查团，该调查团提交的报告竟牺牲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主张在承认日本侵略既成事实并照顾其他列强利益均沾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由国际共管中国东北的政治体制。西方大国之所以竭力避免同日本发生公开冲突，是有其战略考虑的。就英国而言，在当时欧洲局势紧张、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它不愿分兵远东对付日本。更主要的是，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大国不仅将日本看作重要的反苏力量，而且希望用它去对抗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充当西方在中国恢复“秩序”的宪兵队。

英、法推行的绥靖政策在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问题上也充分暴露。意大利早已垂涎东北非的战略要地埃塞俄比亚。为了实施其侵略计划，它多方谋求英、法的谅解，而英、法为了拉拢意大利共同对付德国，也积极寻求意大利的合作和支持。这种相互需求是英、法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问题上采取默许、纵容政策的最重要原因。英、法希望通过牺牲埃塞俄比亚安抚意大利，以便保住它们之间十分脆弱的对德联合阵线。英、法在西班牙内战问题上采取的“不干涉政策”，充分暴露了绥靖政策的本质。1936年由左翼党派组成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大选中获胜。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人民阵线政府实行了一些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当年7月，西班牙法西斯在佛朗哥的领导下发动军事叛乱，推翻了人民阵线领导的政府。纳粹德国和意大利迅速决定给西班牙叛军以大力支持，而英、法等国统治集团则不顾德、意在西班牙站稳脚跟后可能给它们带来的威胁，决定推行“不干涉政策”，希望借助西班牙的反动势力和德、意之手，消灭那里的民主力量。

绥靖政策最典型和最集中的表现，则是英、法、德、意之间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到东方去夺取“生存空间”是纳粹德国的既定政策，从1938年起，纳粹德国开始采取行动来实现其扩张目标。英、法多年来推行的绥靖政策给德国顺利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很大便利，特别是英国，1937年内维尔·张伯伦出任首相后，英国更是全面推行绥靖政策。张伯伦认为，只有修改《凡尔赛条约》，同德国达成谅解，才能保障欧洲和平。在奥地利危机期间，张伯伦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暗示奥地利一旦受到德国侵略，其他大国不太可能对其进行援助。于是，德国于1938年3月顺利出兵占领了奥地利，随后便加紧推行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张伯伦的方针是拉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其一起充当德国和捷克之间的调停人，他一再敦促捷克政府对捷克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的要求做出让步，建议他们运用一切外交手段谋求和平。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在慕尼黑举行会议，决定立即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但不到半年时间，纳粹德国就撕毁《慕尼黑协定》，派兵进入布拉格，接着又对但泽（格但斯克）和波兰走廊提出领土要求。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于绥靖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张伯伦、达拉第等英、法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这一政策并非可以简单地归之于个人好恶的产物，而是有其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就英国而言，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英国经济、军事实力的相对衰落对其安全战略造成了制约与影响。英国的相对衰落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得更加明显。1929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更是严重动摇了英国本已被削弱的经济根基。然而，尽管其经济实力已大为减弱，但负担有增无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英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迫使英国军队不得不在一些地区和国家采取“警察行动”，分散了它的力量和对欧洲事务的关注。更重要的是，随着帝国主义国家间以及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间对立的加剧，英国不仅要警惕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还要防备被视为“主要敌人”的苏联。总之，陷于日渐衰落的大英帝国，面对着众多对手的挑战，有限的资金和能力同战线过长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统治集团试图从绥靖政策中寻找出路，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他们所认为的主要敌人。

（2）和平主义思潮是绥靖政策得以推行的社会思想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人员伤亡，战后的困苦和折磨，使人们对战争感到失望，怀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是否值得。因此，设法避免一场新的破坏力更大的战争，就成为绝大多数英国人的愿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平主义思潮已广泛渗透到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并对英国政治尤其是其安全防务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裁军和重整军备问题上，英国民众和工党普通党员都不希望发生战争，认为军备竞赛只能加剧发生新的战争的危险。况且，重整军备势必加重民众的负担，这也不符合普通工党党员的意愿。因此，工党长时期不但不赞成重整军备，而且要求进一步裁军。这种思潮为英国上层集团制定并推行绥靖政策提供了条件。

（3）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恐惧与敌视以及将“祸水东引”的愿望，是导致绥靖政策出笼的直接动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西方国家在对苏联实行武装干涉和封锁的图谋失败之后，不得不同苏联建立正常的贸易和外交关系。但他们对苏联的敌视、猜忌和恐惧是根深蒂固的。纳粹在德国夺取政权后撕毁《凡尔赛条约》，积极扩军备战并大肆向中东欧扩张，这些都得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主要国家统治集团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考虑是：纳粹与社会主义制度这两者虽然他们都不愿容忍，但纳粹不会给现有社会制度造成重大威胁，而社会主义会从根本上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宁可选择纳粹主义。英、法统治集团指望法西斯统治在欧洲站稳脚跟后，反过来能放手推行纳粹德国早些时候公开宣布的政策，即向中欧和波罗的海沿岸进一步扩张其势力，那么它迟早会同苏联发生正面冲突。他们认为，由希特勒击败斯大林并在这一过程中削弱德国的力量，这样一种前景是十分令人神往的。

五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国作为波兰的保护国，被迫在严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于9月3日对德宣战。开战后的头半年基本上是“西线无战事”。战争的爆发虽然宣告了“绥靖政策”的破产，但张伯伦依然希望将战火东引，幻想德国也许不会在西线进攻，因此对战争采取一种消极态度。这就导致欧洲战事朝着对英国十分不利的方向发展：波兰在英国空洞的承诺下很快被德国占领；芬兰在德苏两国的夹击下被迫投降、遭到瓜分；丹麦被占领；挪威遭到入侵。一系列失利消息传到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转折点发生在挪威战役爆发后。

1940年5月7日至8日，英国议会围绕挪威战局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张伯伦的政策遭到保守党内强硬派和在野党的猛烈抨击。民意调查也显示，多数公众都不支持张伯伦。张伯伦被迫于5月10日辞去首相职务，由保守党强硬派领袖、著名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组织战时联合内阁。这一变化为英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奠定了基础。

就在丘吉尔接任首相当天，德军越过荷、比、卢边界，在西线发动了全面进攻，低地国家很快沦陷。3个星期后，英、法军队实行“敦刻尔克大撤退”（撤至英伦三岛）。6月下旬法国投降。英国成了欧洲唯一还在与纳粹德国作战的国家，英国人在危机时刻表现出顽强战斗的民族精神。随着纳粹德国真实面目的暴露和战争的来临，英国人从和平幻想中苏醒过来，决心以生命和热血去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支持政府将对德战争进行到底。二战期间，英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特别是在1940年8月到1941年5月的“不列颠之战”期间，英国对侵占了欧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进行了顽强抵抗。英国人民在二战中为反法西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丘吉尔深知，单凭英国的力量是很难摆脱困境的，要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除了进行全国总动员外，重要的是要争取国际支持，同美、苏两个大国和世界上的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为了争取美国参战，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和频繁的个人接触。1940年6月，两国达成以英国出租西印度群岛的8个海军基地换取美国50艘驱逐舰的协议。1941年8月，丘吉尔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附近海面的军舰上同罗斯福会晤，发表了有利于形成反法西斯同盟的《大西洋宪章》。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丘吉尔在对苏政策上也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非凡气度，完成了个人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众所周知，丘吉尔曾是一个反共政治家，是十月革命期间西方对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然而当德国成为英国的主要威胁时，他转而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主张联苏抗德。二战爆发后，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苏联在德国的东方开辟新的战场，英国在军事上才能从孤军奋战中解放出来。因此，当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他毫不犹豫地宣布要给苏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丘吉尔派人赴苏商谈两国联合对德作战的大计，于1942年5月26日签订了《英苏同盟条约》，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了壮大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丘吉尔还对流亡伦敦的各国政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和支持。

英、美、苏等国之所以能够在二战中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主要原因在于，在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威胁的危急时刻，挽救本民族危亡的共同利益压倒了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盟国内部特别是西方国家同苏联之间暂时被掩盖的矛盾与摩擦凸显出来。苏德战场是二战中欧洲的主战场。对于苏联在战场上取得的每一步进展，西方国家都怀有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打败纳粹德国固然是好事；另一方面，担心苏联的胜利将使它在战后有关欧洲和世界的安排中占据有利地位，从而危及西方的利益。因此，英美两国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上一拖再拖，借以消耗苏联的力量，保存自己的实力。以英、美为主的西方盟军在经过1942～1943年的北非战役后进军意大利，丘吉尔力主进攻巴尔干、插入中欧，以阻拦苏军西进的道路。不过战争的客观进程，使丘吉尔的如意算盘落空。到1945年欧洲战局结束时，东欧和巴尔干地区基本上落入了苏军的占领和控制之下。战后东西欧分治的“雅尔塔体系”便是在此基础上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