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怎样形成的

文字的诞生是人类从蒙昧、野蛮时代走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中华民族早在5000年前就进入文明社会，汉字的早早诞生功不可没。

关于汉字的起源，众说不一。大致有如下几种：

结绳说：

结绳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战国时期的著作《周易·系辞下》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也有“接绳而治”的说法。东汉经学家郑玄的《周易》注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中也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西南边陲云南还有结绳记事的情况存在。显然，结绳还不是文字，它并没有记录语言。不过，结绳无疑是汉字诞生之前的一种记事方法。

契刻说：

这是与结绳说相提并论的传说，也是古代广泛地使用过的方法，即“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契”。在竹、木等材料上刻上各种痕迹、记号，即是契刻。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记录数目。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就是古时的“契”。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

关于古代契刻的情况，《列子·说符》记载有：有个宋国人，在路上拾到一个别人遗失的“契”，回到家中便把契藏了起来，并偷偷地数契上刻的齿数，以为这些齿数代表的钱数不少，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对邻居说：“我很快就要发财了。”这段故事说明古代的契上刻的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

仓颉造字说：

关于仓颉造字的说法影响最大，古代典籍有很多记载。《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讲：“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昆吾作陶，夏鲧作城。”《荀子·解蔽》有：“好书者众，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又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应，故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简化文字，命用小篆编写识字课本，于是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西汉时改为隶书，合为一本，仍称为《仓颉篇》。

相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传说他有四只眼睛，他看见地上的兽蹄、鸟爪的痕迹，猎人根据这些痕迹告诉他是什么兽、什么鸟留下的，仓颉受到启发，想到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像，大家就都能认识了。于是仓颉开始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到了汉代，仓颉被神话，《淮南子·本经训》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意思为，人有了文字，会变机灵，争着去做赚钱的商人，辛苦种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够吃的，所以降下米来给他们救急；而鬼也怕变机灵了的人用文字来制他们，所以夜里嚎哭。但仓颉造字说是到战国末期才有的，那时人们并不太相信，所以《易》里就只说文字是“后世圣人”造的。“后世圣人”可能是许多人，因为文字不太可能是一人独创出来的。作为记录语言符号系统的文字，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不断创造、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各朝代都有新字，后一朝代的字数要比前一朝代的字数有所增多，就足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氢、氧、氟、氮、钨、硅”等字，就是近代才产生的。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近于神话，但合理的地方在于，这就是文字从日、月等图画中来，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图画文字，也可说是象形文字。同时，把史官和整理汉字联系起来，也有一定的道理。在汉字由原始文字发展至成熟文字的过程中，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巫和史，大概起过重要的作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显然与巫、史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河图洛书与八卦说：

这种传说认为文字是神的恩赐，这可能是独立发展的文字所共有的说法。相传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始祖伏羲即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卦，创始了炎黄文化。因此，古时常把龙马、神龟与图、书结合一起的图画来象征我们文化的古老源头。“河出图、洛出书”只是初民的神话，它可能反映文字或先于文字的某种符号最先发生在河洛一带，但并不反映文字的真实起源。后世宣扬的文字神赐说，则是为了增加文字的神秘性。

但“八卦说”后来仍有人加以发挥，八卦是用做吉凶占卜的一种特殊符号，具体是指《易经》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由整线“—”（代表阳）和中断线“--”（代表阴）组成。每两卦相互对立，其中，阴阳的对立是根本。宋朝的郑樵在《通志·六书略·论便从（纵）》中说：“文字便从不便衡（横）。坎、离、坤，衡卦也，以之为字则必从。”按郑樵的说法，由于八卦符号的纵横变化，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汉字。这种看法很难令人相信。有限的卦爻符号，不管是八卦，还是八八六十四卦，是难以演化出众多的原始汉字的。不过，我们不能排除汉字构形与八卦爻象在文化方面的某些联系。

随着仰韶文化陶器记事符号的发现，不少专家认为那是具有汉字性质的符号。这种看法虽然也还不是定论，但比以上的传说要科学了许多，使人们看到了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的曙光，最终的解决还得寄希望于有更多的出土资料和更多的研究成果。

（赵海燕、汤耀国）

汉字字形的结构和变化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在使用的表意文字。它刚产生时，都是按实物摹写的，即平常所说的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但这样的文字，为数不多，满足不了人们表达思想、传播信息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日益复杂，象形文字逐渐向符号化发展、演变，记录和传播信息的文字也日益增多，导致文字向指事、会意、转注、形声、假借，即所谓“六书”发展、演进。它的构成极其巧妙，记住字形和字义也不觉困难。往往是在原有文字构成的基础上，加以种种组合，以求形成更多的文字，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六书”作为汉字构成的“总名”，在战国就有了，但六书中的各个构成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到，现在一般是依据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里的解释。

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象形是描画事物形状的一种造字法。如日、月、山、水等四个字，就是模仿日之形、月之状、山之势、水之态而书写并逐渐演化而来的。

但世上事物，林林总总，不可能所有的事物都描画下来，《说文解字》中有9353个汉字，象形字为364个，只占5 %，不能满足先民沟通交际的需要，较为抽象的字就应运而生了。

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风，上下是也。”指事是用象征性的符号，或以象形字为基础加上指示性的符号来表示某个词的造字法。它通过看和细察才能领会字的本义。如“上”字是写成上面一短横下面一长横的样子，表示甲物在乙物之上，“下”则恰好相反。又如“本”、“末”，是在象形字“木”的上下各画一画，表示树梢与树根。又如“牟”字，是在象形字“牛”的上面加符号表示声气出来。

但由于用抽象符号来表示某个词的意义，其局限性很大，所以《说文解字》中有只129个指事字。指事字发展下去就是进一步的抽象。

会意：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会意是把意义上可能发生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拼合在一起，从旧字的比较中派生出新的字义，从而产生一个新字。如“人”字和“言”字合并成“信”字，意思是言而有信。

又如，“从”像两人相随。

“林”：“平土有丛林曰林，从二木。”

“轰”：“轰，轰轰，群车声也，从三车。”

“休”：取人靠着树木休息之义。

“益”：为水在皿上。（“溢”为以后的转注字）

“戍”：“守边也，从人执戈。”

“料”：“量也，从米在斗中。”

“杲”：日在木上。“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诗经·卫风·伯兮》）表示太阳出来光辉明亮或高高在上。

“杳”：日在木下。表示太阳将落，万物归于沉寂。又因将一夜不见太阳，引申为极遥远，“杳无音信”。

“旦”：日在地平线上，表示天亮，早晨，“通宵达旦”、“枕戈待旦”。

“暮”：日落草丛中为“莫”（“暮”之古字），为傍晚，“暮色苍茫”。

《说文解字》中会意字有1267个。仍不够用。形声字自然登上了历史舞台。

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是由表意的形旁和表音的声旁组合而成，例如“湖”、“河”二字，均以“水”为形，字义与水有关；而后半字的“胡”、“可”，则与读音相同或相近。

形声字的造字能力最强。《说文解字》中形声字占80%以上。一切抽象的概念和语言中的新词汇均可以用形符和声符组合成新字。例如，元素表中的字。金属元素除“汞”外，都用“金”字旁；非金属元素都用“石”字旁；气体元素除“溴”外，都用“气”字旁。这些字都可以通过形旁来“察意”。又如，“赴趋赶越超”一组字，虽然读音不同，但我们可以从共同的偏旁“走”中，体会出它们均与人的走、跑的行为有关。也可以通过形旁来“察意”。又如，“阈域蜮棫罭惐淢琙緎戫”一组字，虽然读音相同（“或”为“域”的本字），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不同的偏旁中，体会出“阈”与“门”有关（门坎儿，后泛指界限或范围，视阈，听阈）；“域”与土地有关（指一定的疆界，地域，区域，音域，论域）；“蜮”与虫子有关（为传说中一种含沙射人或人的影子以使人害病的怪物，鬼蜮，含沙射影）；“棫”与木有关（古书中所说的一种木本植物，柞树，栎树的通称）；“罭”与网有关（捕捉小鱼的细网，或是附有小囊的鱼网）；“惐”与心有关（悲伤之意）；“淢”与水有关（急流）；“琙”为人名，可能和玉石有关；“緎”与丝线有关（古代计算丝的单位，二十缕丝线为一緎，又指衣缝）；“戫”为疾速貌，“有”有复加、更加之意，可能有联系。

因此，汉字字典都把部首作为查字、解字的一个主要手段。俗话说：“认字不认字，先认半个字。”同时，汉字的形声结构还体现在通过声旁的“辨音”上。例如，“決决诀抉觖玦砄鴃駃蚗趹”一组字，偏旁不同，但我们只要认识其中的一个字，就可以大致读出这一组字中其他字的字音来。“決”（与水有关，除去壅塞或打开缺口，引水导流）；“决”（同“決”）；“诀”（与口有关，口诀，诀别，话别，秘诀，诀历：声音激越清澈）；“抉”（与手有关，挑出，挖，引申为抉择）；“觖”（同“抉”）；“玦”（与玉石有关，有缺口的玉环，古代常用来赠送给人表示决断、决裂）；“砄”（一种石头）：“鴃”（古书中指一种叫伯劳的鸟）;“駃”（古书中说的一种骏马，又指驴骡：駃騠）；“蚗”（蟪蛄，蝉的一种）；“趹”（与足有关，马飞奔时，后蹄踢地的腾空貌，千里马塑像）。

俗话所说的“认字不认字，先认半个字”也包括了按照声符大致读出这个字的音来。

令人感兴趣的是，有些汉字的音符也兼表相同或相近的意义。在宋代甚至形成了“右文”学说。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说：“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餐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戔’为义也。”按这种“会意兼形声”字，还可有：小丝为“线”；小皿为“盏”；小玉杯为“琖”（同盏，玉做的小杯子）；小竹为“笺”（小幅而华贵的纸张）；小食为“饯”；小木为“栈”（zhàn，简单的木栏，木棚，zhǎn，小钟，大钟谓之鏞，小钟谓之栈）。此外还有“俴”（jiàn，浅，单衣无甲的人）；“帴”（jiān，垫席，jiǎn，狭窄）；“牋”（jiān，同笺，精美的纸张）；“諓”（jiàn，巧言善辩，谓之小善）；“醆”（zhǎn，同盏，琖）等。“戔”原为两戈相对，为残杀格斗之义，音“cán”。但“戔”的另一读音“jiān”就有了“小”的意思。《字汇》：“戔，浅小之意。”大概源于《易·贲》：“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朱熹注为“浅少之意”。白居易的《秦中吟·买衣》中也有：“灼灼百朵红，戔戔五束素。”多与少对仗鲜明。在现代语言学家王力编写的《同源字典》中，类似这样的字还有许多。

从《说文解字》中形声字占80%以上，可以看出汉字的造字能力来。虽然随着汉字的发展，形声字的表音功能和表意功能一部分消失了，一部分分化了，一部分减弱了，如“肝胆腑脏”不同于“朦胧朗胜”，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基本字的字形字音中，分析总结出一定的认字规律来。即使在今天的现代社会，形声字的特点还在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不断地创造着新字。

转注：

“转注者，建类一首，同义相受，考老是也。”转注，其实并不是造字法，它是指同有偏旁部首、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上有共同点的一组字，如“老”和“考”，同属“老”部，声音相近、意义相通（古时“考”可作“长寿”讲，“老”、“考”相通），可以互为注释，彼此同义而不同形，也可叫做同义字。即所谓“老者考也，考者老也”。

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假借是指语言中有了某个词，但还没有表示这个词的字，于是，就在通行字中找出一个同音字来替代。用这种方法，一开始也可以说是“别字”，但流行开来，得到社会公认，也就成了代表这个词的假借字了。如“其”，本来是簸箕的象形字，后来借以表示代词和助词；“易”本来是蜥蜴的象形字，后来借以表示容易的“易”（借义）；“来”字本来是成熟麦子的形象，为“麦”的本字，后来借以表示动词的“来”。为了把本义和借义区别开来，古人便用形声造字法另造一个表示本义的新字，如用“箕”表示“其”的本义；用“蜴”表示“易”的本义，等等。因此，假借也不是一种造字法，只是一种用字的方法。

（张奕）

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字形

“六书”是字的构成方法，从战国到现在没有多少变化，但真正要把汉字写下来，从古到今的变化可就大了。汉字字形的变化，大致说来，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石鼓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

甲骨文：

殷商的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代表字体，它因刻于龟甲、兽骨之上而得名。其内容多为问吉凶的“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

随着殷商王朝的灭亡和殷都（在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的夷为废墟，这批文献资料被埋没于地下3000多年。直到1899年才被一个名叫王懿荣的人发现并认定为商代的遗物，从此便有人开始收集并拓印其文字进行研究。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使殷商文化的研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对它的研究也成为一门新学科——甲骨学。近代学者刘鹗和罗振玉都是甲骨文早年出土时期对甲骨文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参见“甲骨文和刘颚、罗振玉”词条）

金文：

所谓金文，是指商周时期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上古称青铜为吉金，所以把这种铜器上的铭文叫做金文。由于钟和鼎在两周时代的青铜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又将金文称作“铜器铭文”或“钟鼎文”。

商代金文的字体和甲骨文相近，文字内容或者是记事功的，或者是录训词的。西周金文就字体整齐了，文字内容多是与祀典、赏赐、征伐、契约有关的记事。

大篆：

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到周朝，周宣王时（公元前9世纪）的史官史籀，曾对古文进行过一次整理，其结果是产生了“籀书”，即大篆。大篆是相对于秦朝时的小篆而言的。

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所创。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华夏，国事多，文书繁，感到原有文字繁杂，于是就命大臣们创新体文字统一文字。于是，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将大篆简化为小篆。

隶书：

小篆发明后，仍然满足不了越来越繁多的文书的需要，书记官虽用小篆，但有时候为了求快，下笔不免写得草率些。久而久之，这样写的人多了，便成了一体，称为“隶书”，因为是给徒隶等下级办公人员看的。但隶书的最终定型是秦朝的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自己获罪下狱后，作隶书3000字进奉给秦始皇，被采用，他还靠这个当上了御史。

隶书到了汉朝才成熟起来，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隶书，是就汉隶即“八分书”而言的。

楷书：

隶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演变，到了汉末魏初（公元3世纪初期），又出现了“真书”。真书又名“正书”、“今隶”（以区别于汉隶），是一种通行到现在的、人们最熟悉的“楷书”。

关于楷书的首创者，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而三国时期魏国的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行书起于晋代，至今通行。“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便是行书书法的巅峰之作。

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已近完美无瑕。但草书尤其是“狂草”写出来后别人大都不能辨认，只能作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失去了它作为记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字之本能。于是，草书难以再向前发展。文字的发展只能另辟新径，沿着新开辟的方向——印刷字体演进了。

印刷字体：

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需要，尤其是书刊印刷的需要，文字逐渐向适于印版镌刻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印刷字体——宋体。几百年间，在宋体字的基础上又衍生出长宋、扁宋、仿宋等多种变体。近代西方印刷术传入后，在西方文字字体的影响下，又出现了黑体、美术字体等多种新的字体。然而，由于宋体字既适于印刷刻版，又适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是出版印刷使用的主要字体。

（赵海燕、汤耀国）

《康熙字典》共收录了多少个汉字

《康熙字典》是在我国字书史上第一次正式使用“字典”为书名的工具书。

《康熙字典》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收字最全、使用范围最广，也是中国古代唯一由皇帝为之作序、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字典。是清朝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亲自下诏编撰。由翰林院掌院学士张玉书主持编写工作，张玉书、陈廷敬等编纂，依据《字汇》、《正字通》加以增订而成。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印行于世。其内容引古代诗文以溯其字源，又注各代用法以佐证字的变迁。书末附有《补遗》，尽收冷僻字；又附有《备考》，收有音无义或音义全无的字。《康熙字典》共42卷，总共收字47035个。一般少见的字，大都可以从中查到，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字书。《康熙字典》自问世以来经久不衰，让人叹为观止。

（马一玲）

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本是原黄浦江一条支流的河名，在旧中国，曾是英、法租界的界河，后被填没筑路，即今天的延安东路。由于当时洋商华贾经常在附近做生意，来往沟通必须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交谈，加上在洋行上班的中外职员和买办间也有必不可少的语言交流，一来二去，按《上海闲话》作者姚公鹤的说法，“以中国文法英国字音拼合而成，为上海特别之英语”的“洋泾浜英语”也就形成了。

“洋泾浜”三字集中反映了租界华洋杂处的社会文化特征，在上海地区英文专修学校和更高级的大学尚未成立时，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和本地居民普遍都使用这种语言。在英文中，所谓的洋泾浜英语被称为“Pigeon English”，即“鸽子英文”，也叫做Pidgin，即皮钦语，专指不同语种的人们在商业交往中发展而成的混杂语言。这种沪版皮钦语一度广泛使用于沪上，连正宗的英国人到上海码头落脚，也得先从师学习几个月“洋泾浜话”，这样才算通过初步的语言关。对普通的上海市民而言，掌握洋泾浜英语的难度似乎并不太大。民国时期的汪仲贤曾在《上海俗语图说》中记载了洋泾浜歌诀：

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铜钿“吞的福”；

是叫“也司”勿叫“拿”，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and so）；

真崭实货“佛立谷”，靴叫“蒲脱”鞋叫“靴”；

洋行买办“江摆渡”，小火轮叫“司汀巴”；

“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侬坐；

烘山芋叫“扑铁秃”，东洋车子“力克靴”；

打屁股叫“班蒲曲”，混帐王八“蛋风炉”；

“那摩温”先生是阿大，跑街先生“杀老夫”；

“麦克麦克”钞票多，“毕的生司”当票多；

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自家兄弟“勃拉茶”；

爷要“发茶”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落”……

也有的类似歌诀中加上“一元洋钿‘温得拉’（onedollar）”的内容，大同小异。如用宁波人的甬音念来，更是原汁原味。这也间接地反映了宁波生意人在当时上海滩的地位。一般在上海市民观念中地位较低的“江北人”，在生活中使用洋泾浜语的机会要少得多，即使有拉黄包车的脚夫和洋顾客讨价还价，有时做个手势也就足矣。倒是在一些洋商开办的工厂里，由于许多工作用语和器具材料是舶来品，不少老工人在干活中，往往会夹杂一些洋泾浜语，常能听到诸如“这只凡尔（valve阀门）要修了”，“做只猛格”（mark做个标记）等话语。有时需要到车间里楼梯小平台干活，大家也都习用“格兰汀”来形容，指“gotoland-ing”之意。另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曾一度流行打扑克牌的风气，有些洋泾浜英语也经常混杂使用于牌桌上，典型者如“拉屎揩”，以中文写出来不雅，却是“LastCard”的音译，作最后一副牌解。此语沿用至今，还被人作为中文“最后”之意来用，譬如某人考试成绩不理想，会自嘲是“拉屎揩”，而不会说“拉丝特”（Last），那张“Card”怎么也“揩”不掉了。

“洋泾浜”在近代开埠初期上海人的心目中，有指代租界之意，随着大量洋泾浜语和洋场里不中不西的事物、现象的产生，它已成为当时上海人形容不伦不类的人或事的代名词，带有明显的贬义。而一度传播甚广的“洋泾浜英语”，也因上海人英文水平的日益提高，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洋泾浜英语示例：

（马一玲）

楹联和对联

“楹”指的是堂屋前部的柱子，“楹联”就是指挂或贴在楹上的对联，是中国传统书法艺术形式之一，俗称“对子”、“对联”、“楹贴”。楹联的字数多少不定，但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内容十分丰富。

楹联起源于民间的桃符。按南朝《荆梦岁时记》记载，每逢岁时，人们便挂桃符来驱鬼避邪、迎喜接福。这是对联的萌芽。五代时，桃符上的神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联语。据《茅亭客话》记载：五代蜀后主孟昶曾在寝门桃符板上写了一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对子，这是我国最早的对联。但作为口头上的对对子，诗文中的对偶句，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例如，《晋书》载：陆云与荀隐鹤第一次见面时，互报姓名“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隐鹤”。《诗经·采薇》中也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的，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和藻饰，以四字六字相同定句的骈体文；以及唐诗的五言、七言的律诗句等，也是楹联发展的源泉。如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中的：“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樨下陈藩之榻。”宋代受诗词的影响，对联在对仗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大诗人陆游就曾为自己的书房题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话流年。”

明代对联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据《簪去楼杂记》记载：朱元璋建都京城之后，据《簪去楼杂记》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后，曾于除夕传旨，要求公卿士庶在自己的家门上贴上春联一副，同时他也带头写了一副对联送与徐达：“破虏平蛮，功贯古今人第一；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双。”他还曾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之，询知为腌豕苗者，尚未倩耳。太祖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赉银三十两，俾迁业焉”。朱元璋采取行政命令，要求家家户户贴春联，对形成春节贴春联的风俗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是对联的繁荣期，不论在内容的开拓还是在艺术的成熟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清康熙六十寿辰（1713年）和乾隆八十寿辰（1790年）的两次重大庆祝活动，是宫廷楹联创作的高潮。虽然多数是“润色洪业，鼓吹承平”之作，但由于“皆出当时名公硕彦之手”，且大量制作，要求严格，因此必然有利于楹联结构的规范化。现代学者南怀瑾就曾将“清对联”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从事清代文学史研究的赵雨也认为：“清代的主流文体是楹联。”而孙髯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1840年）是清代楹联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楹联已经成为可以与诗词曲赋骈文分庭抗礼、媲美争妍的独立文体了。

由于楹联是诗词与书法艺术糅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此后的文人学士便以楹联赠答，用对联作文字游戏，成为一时风尚。以春联、寿联、挽联，门联、厅联、庙联，名胜联、商业联、游戏联等为形式的对联文化已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流风之盛，不曾衰落。如晚清吴敬梓作的提示人生哲理的：“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时，陈寅恪出题“孙行者”求对，周祖谟对以“胡适之”，至今仍传为美谈。冯玉祥送给理发铺的“倭寇不除，有何颜面对镜？国仇未报，负此头颅为人！”则表达了不愿为亡国奴的凛然正气。

楹联作为诗词与书法艺术糅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被赞誉为“诗中之诗”。它与我国独特的语言艺术和书法艺术渊源极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之一。它经过上千年的时光锤炼，留下了一批历史精品级的巧联妙对，广泛地流传于百姓中间。这些极富生命力的妙联，上下词性相对，音韵相谐，本身就有一种字面上的对称美、声调上的韵律美，创造出了如诗如画的意境和韵味，看起来赏心悦目，读起来意味无穷。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人心，楹联也以新的面貌开始复兴。1984年成立中国楹联学会，1985年创办《对联·民间对联故事》, 1987年创办《中国楹联报》，地方楹联组织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从此形成了群众性的对联创作和理论研究新风尚。

（马一玲）

吉祥字的写法

中国文字中的吉祥字有很多，如寿、福、禄、囍、富等，它们的写法也有一定的讲究。

寿：

“寿”字是反映人们吉祥观念中最重要的主题象征，传统中五福占据首位的就是寿，若是写时拉长了字体，意为“长寿”；若是写时字体团成一团，称团寿；若是将100个古今各种笔体的“寿”字放在一起，再合成一个一个大的“寿”字，就是颂祝长寿，称为百寿图，寓意健康长寿；若是100个寿字排列起来写，就寓意长命百岁，大吉大贵。

寿是指一个人的生命存活的期限。生命长的即为寿。古代常有一句话：“寿比南山不老松”。希望人的寿命能像松树一样万年长青。寿代表着人类期望的一种生存极限，寿是以肉体生命的存在为评定标准的。

人们还常把福与寿、禄组合在一起来表达一种美好愿望。

福寿双全：幸福和年寿两样齐备。《红楼梦》第五十二回有：“老祖宗只有伶俐聪明过我十倍的，怎知如今这么福寿双全的？”

福寿无疆：愿福气与寿命没有尽头。《云笈七签》卷六九有：“至诚君子，得而宝之，即福寿无疆。”

福禄双全：既有福气，又做大官。明代沈受先《三元记·秉操》有：“今日在此焚香礼拜，愿他多生贵子，福禄双全。”

福：

“福”字的写法与“寿”字差不多，有的人写完倒着贴，因为“倒”和“到”谐音，寓意“福到”。

古代人对“富”与“贵”的追求远远大于“福”，故在很多古籍中，福的地位并不是如何突出，甚至排在了禄、寿之下。福是代表精神领域的一种感受，可见，古人对物质上的欲望，也不让今人。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的思想不同，所追求的境界不同，选择的标准不同，对福的理解自然就不同。说神仙住的地方谓“福地洞天”，而“福慧双修”却是指福德和智慧都达到至善的境界。唐代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有：“菩萨为行，福慧双修，智人得果，不忘其本。”由此可见，福与心性是息息相关的。福更重要的是修心修德。一个人虽无官无位也无财，但能知足常乐，这也是一种福。一人长相面善，人们会说他有个福相，那是因为善、福都是与心相关的。

不论福的定义如何，它都应是一种最美好的感受与愿望，其意义远在富、贵、禄、寿之上，福是靠自己的修养与他人的维护来实现的，福到了，精神修为也就够级别了。

囍：

书写的一般是两个“喜”合在一起，称为双“喜”，应用于婚礼上，寄托着燕尔新婚的一对新人对自己爱情生活的殷切期望，寄托着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对新人婚姻美满、和谐的美好祝愿。

招财进宝：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财神有两个，一个是武财神“赵公元帅”，又称“赵玄坛”。玄是黑的意思，坛就是神。其特征为：黑脸、骑虎，手拿钢鞭。有的还手捧元宝。另一个财神称为文财神，又称福德财神或增福财神。他的绘像多为文官装扮，其像粉面，五绺黑髯，文官打扮，着红袍，左有招财童子，右是利市仙官，脚蹬聚宝盆，“招财进宝”四字由此而来。

（马一玲）

符箓

“符箓”是道教名词，又称“符字”、“墨箓”、“丹书”。是道家秘文，是一种笔画屈伸、似字非字的图形。“符”本是古代的一种信物或文书，如《说文解字》：“符者信也”。而按《云笈七签》：“箓者指戒箓情性”。道教认为可以用符箓来“遣神役鬼”、“镇魔压邪”。第43代张天师张宇初的《道门十规》概括为“符箓弥多，皆所以福国裕民，宁家保己”。它与中国民间生活习俗联系较密切。

东汉时，张陵、张角曾用符箓为人“驱鬼”、“治病”。后来道教的正一派道士盛传其法。《北史·魏文帝纪》有：“帝幸道坛，亲受符箓，曲赦京师。”《隋书·经籍志》也有相关的记载。《道藏》中有许多书专载或附载符箓之书。

古代的箓是用刻板人工印刷的，印好晒干后，还要用五彩颜色描绘头部。木刻板的所有权归张天师，在第63代张恩溥做天师时，上清镇先后有6家制“箓”店，其中，李德记、戴彩云两家时间最长。箓印好后，还要经天师府的制箓局加盖张天师的印（即阳平治都功印），才能装订出售。

（马一玲）